新京报今天刊发我的评论：环保局招来“血铅企业”的警示：http://news.sina.com.cn/pl/2011-01-08/020021779509.shtml

原文在这里：

注意“污染型发展”的社会成本

——环保局招来“血铅企业”的启示

冯永锋

据新华社报道，自2010年12月底，已有200多名怀宁县高河镇儿童被送至安徽省立儿童医院接受血铅检查，据不完全统计，其中血铅超标儿童数量已达100多名。怀宁县政府1月6日发布的通报称，“初步认定，博瑞电源有限公司未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超时违规试生产，是造成此次血铅超标的主要原因。”

媒体进一步的采访发现，生产蓄电池的博瑞电源有限公司竟由当地环保局招商引资而来。本报记者采访获悉，在过去的几年内，博瑞电源公司由于环保不达标，多次被上级政府部门下令停产整改，但直到今年12月，该公司仍然在偷偷开工。

由于大力招进污染型企业，安徽怀宁其实已经成了“污染型政府”。尽管安徽怀宁招商局替环保局辩解，说这家持续排放铅污染的电源制造企业是工商银行招来的，当时出于仁慈之心，为了帮助环保局完成招商指标，才把环保局给“兼容并包”了。结果没想到媒体揪住这个事要往大里放，当地政府多少有些焦虑。在这神马都是浮云的时代，环保局招来血铅企业的事，当地政府也想尽快搬出几百台鼓风机，以试图一举吹散了之。

然而，受害者的痛苦哪里是能够轻巧地吹散了的？然而，当地受到铅污染的自然环境又哪是那么容易吹散了的？

十多年来，我每当遇上一个经济发展“当代英雄”，想和他谈一谈环境保护，一定会被他们委婉地拒绝。拒绝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我们需要发展，如果不发展，我们要这美好的自然环境干什么？我们发展的目标，就是为了把美好环境全部彻底伤害到无法恢复的程度，然后再出点钱，来重新治理它。

确实，几十年来，我们似乎实现了污染型发展的经济增长道路，整个社会都处在一个虚假的繁荣景象中。就这几十年的工夫，我们的水会被污染到再也无法饮用，我们的空气污染到人人的肺都是黑的，我们的公众有无数人因为污染患上了绝症，我们的自然界因为污染而身怀剧毒。

其结果是什么？其结果是我们吃饭是在吞食毒药，其结果是我们呼吸空气是在吸收毒气，其结果是我们喝水是在饮鸩止渴，其结果是我们揣着腰包里的钱却体会到没有任何保护生命尊严的能力。

然而我们仍旧不愿意承认污染型发展的代价。我们把代价通过“困难转移”，一次又一次叠加到那些受害者的身上。一个儿童因为电源厂排放的铅而血铅超标，其生命的尊严已经受到了一次严重的伤害，按照道理，这时候，政府必须通过法律“强迫”或者“鼓励”企业拿出巨额的资金，对这些受害者进行赔偿。如果当前没有企业赔偿的法律法规，那么政府就该担当起国家赔偿的责任，因为正是政府的故意失职，导致了公众受到如此巨大的创痛。

而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首先是坚决不肯承认受害者身体和心灵上的剧痛是由污染型企业造成。即使不小心承认了，也是坚决不肯从法律程序上让受害者得到找回尊严的基本机会。哪怕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污染与受害之间的逻辑关系极其清楚，官员、企业主、“环境健康专家”，也仍旧要打包捆绑在一起，抵死否认这些责任需要施害方来承担。

为什么不肯承担？原因很简单，因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主，还是随时等待被收买的“砖家叫兽”，都很清楚，没有人能支付得起这些伤害的代价。我们通过污染型企业，我们的资源倒卖型企业，通过贿赂和倒卖，挣得的那点可怜的小费，根本无法偿还其获取污染型利润对环境所造成的伤害，根本无法赔偿其昧着良心发展对周边群众所造成的伤害。

很多东西的价值根本是不能用钱去衡量的。一百多名儿童铅中毒，你说这“值”多少家企业的利税？几百平方公里的生态环境受污染，你说这“值”多少家企业的产值？如果那些政府和污染企业真的赔得起，敢作敢当，通过“正当交易”把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支付的环境代价和社会代价让倒霉者来承受，那么受害公众和受害环境姑且也就认了；可是，你放眼全中国，你会发现，所有发生污染事件的地方，当地政府千方百计要做的事，就是通过各种迫害和压制手段，把污染受害者的“社会成本”给拼命地降低，让受害者一次一次地品尝着屈辱和迫害的苦难之味。

如果说污染型企业招商引资过程，还说得上政府的“无心之失”，是贪图发展经济压力下的扭曲心态导致，那么，在污染事件发生之后，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出来认错，如果我们的法院不出来承接立案，如果我们的环境健康专家不出来替受害者证实铅排放与血铅儿童之间的关联，如果我们的企业试图以“破产”、“转移污染别的地方”相要挟，那么，安徽怀宁的这些受害者，将仍旧和全国其他地方的重金属污染受害者、化工污染受害者、造纸污染受害者、垃圾焚烧污染受害者、城市污水污染受害者等等一样，仍旧无法打通其找回生命尊严之路。

而如果这样的事情继续往前拖延，那么，污染型企业就将继续有其良好的生存土壤，污染型政府仍将可以骑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污染型商品在推上货架的同时，也把大量的污染物推到了企业周遭那些无辜的环境和居住在土地上的普通公众。

在中国，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污染型企业和污染型政府的受害者。受害的程度固然有高低，但受害的频率和机率是完全等同的。我们可以庆幸自己没有血铅超标，但我们的身体里很可能化肥超标、农药超标、汞超标、甲醛超标、辐射当量超标；我们可能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电源厂周围，但我们必然生活在钢铁厂周围、煤电厂周围、机动车尾气周围、垃圾填埋场周围、臭水沟周围、电磁辐射环境周围。当整个国家的公众每时每刻都在遭受环境污染对生命的威胁的时候，我们追求GDP还有什么意义？

环境保护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这一点政府官员和企业主其实最为清楚。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宣扬说经济发展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其实，为了美好的生活，为了美好的社会，我们只要稍微压抑一下污染型发展的冲动，其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都会马上显现出来，其受害者的社会代价也将降到最低。可惜，我们不停地以消解苦难为理由，制造、发明更多的苦难；可惜，我们以追求社会公平为借口，生产、打造了无数的社会不公；可惜，我们以维护稳定为理由，点燃了更多根社会地雷的爆炸引线。（2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