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1月，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的号召，我也和全国千百万知识青年一样，到了遵义县虾子区的宝和公社的宝合农场，因为我大姐在虾子区政府，我作为投靠她。(不久，大姐和姐夫又调到三渡关去了。)因为把我们安排到生产队，已是很困难的事，当时，虾子区也接受了要安排一大批上海知青的任务，我们是当地的，在政府看来，我们的能力各方面要强一些，所以，把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来管理。

      宝合公社离虾子区有十几里，而宝合农场离宝合公社还有几里 路。我们住在一个 “磨茶院”尼姑庵里，“磨茶院”在一个大坝的边缘，远处看，很显眼，它是一座方形的石头房子，和周围的农房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它的龙门还是很气派，全部是用青石垒的，牌坊上还雕着花纹之类的。进到里面，门口是一个过道门厅两边开门，从门厅进去，才看着它的真面目，是一个四合院，上房是一个大殿，因为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所以，庙里已经没有什么香火，大殿显得很冷清。左右两边是相房，院坝过道全部是青石板铺成的，显得很干净。

    那里住着五六个尼姑，我们叫她们“师爷”。主持是赵师爷，还有个何师爷，别看她们在农村，可她们和遵义，贵阳黔灵山庙宇的主持都有联系，有时，遵义贵阳的主持还去看赵师爷，她们的生活也是靠自食其力的，她们种庄稼，也织布等。

     我们占用了她们两间房用作男女寝室各一间,(女生住左厢房，男生就住在门厅的左边的一间柴房)及一个过道作厨房。

     有两家农民和我们有十九个知青，女生有8人，她们是王惠、王秋华、吴素芬、刘银碧、李显芬、邓显碧、我和苟廷琴(昵称苟先)。男生有11人，有谭成炎、王有成(昵称小二黑)、阮开龙、闵清华、周显桥、鄢三、彭之才、姚振华、钟义华、石张四、邓显红。只有苟廷琴和我及闵清华是团溪中学的同班同学，其余都是虾子中学的学生。公社叫附近生产队的队长代管我们，实际上，我们是自己管自己。

     刚到农村，还是有一股新鲜劲，个个都争取表现，好像有很大的热情。

     我们是1968年11月28日到的农场，公社给了我们一些安置费，用它我们置办了一些农具和厨具以及寝具，就这样，我们的知青生活开始了。

     年前，即1969年2月我在区里参加了一个文艺汇演。其中，有一个宣传队的前台词，至今，使我难忘，大概是：我们是虾子区虾子公社虾子大队虾子小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他们用遵义普通话报完幕后，下面的观众笑的前仰后翻，真是一堆活脱脱而可爱的“虾子”，至今，我们有时还会讲起这个笑话。

     过完年，就到了春耕农忙季节，我们积极准备好了农具，开始了一年的劳作，一开始劳动，挖水田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划给我们的水田都是烂泥田(就是终年不见阳光，永远都不会干的田)，这种烂泥田种水稻是很麻烦的，首先犁田不能用牛，因为烂泥它不能承重牛的重量，牛一下去就会陷入烂泥而不能动弹，所以只能用人来挖。为了挖烂泥田，我们每个女生专门准备了一条裤脚有八寸大的裤子，用来下田时好把裤脚挽起来，这样稍好一些，但是还是经常把裤子打湿，因为，烂泥田太深了，常常是把我们陷在烂泥中，不能动弹，那种场景有点像红军过草地。而且挖烂泥的工具也不能用锄头，只能用耙疏，有点像“西游记”中猪八戒用的武器。这种工具很笨重，又加上站在水中，对人的体力消耗是很大的。半天下来，我们一个个也是累得不行了，每次回到寝室，倒头就躺在床上，等到吃饭时才起来。尽管我们辛勤劳作，但到了秋收的时候，水稻并不好，因为，我们的田阳光照射的时间太少了，属于农村说的阴田。这对我们打击很大，当然也就不够我们一年的口粮，还得靠吃国家的返销粮。

     划给我们的土是那种斜坡的土，土质薄，而且下雨庄稼容易被雨水冲走，只有很少的地是平地，我们用它种了包谷和黄豆，农家肥就到附近的农民家一家担几担，总算把第一年的庄稼对付过去了。还好，那一年，黄豆长得特别好，到秋收时，我们每人分了十五斤黄豆，算是我们一年辛苦劳作的回报，我们都把它背回家，也是对家里的一个交代。

    其实，在那一年的夏天，我们的思想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首先是生活的艰苦，我们的劳动强度大，个个都是长身体的时候，但生活的确是太差了，每天基本是吃素，有时，最好的就是两个鸡蛋烧一洗脸盆汤，然后再凉拌一盆折耳根。吃菜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自己种的菜不好也不够我们吃，实在没有办法，男生就晚上到很远的菜地去“偷”，这样起码可以解决一两天的吃菜问题。周围的农民，几乎每家都送过菜给我们，尤其是师爷们，更是送了不知多少回，但她们也不是很好过，一是她们的年纪都很年长，做庄稼也不容易。我们是轮流煮饭，一个人一天。到你煮饭的那天，你自己想办法解决菜的问题。当然，不光是菜的问题，就是那个柴火也是个很棘手的事，为了煮好一顿饭，常常是把你搞得泪流满面，蓬头垢面，所以，煮饭也不是件轻松的好事。

    其次，精神生活的匮乏，也是我们每个青年学生面临的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生活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是一辈子吗？无人能回答。

    另外，这时，我们也听说了有些单位开始招收知青了，这对我们也是一个不小的触动，一股想工作的愿望在每个人的心里滋生。开头，一到晚上，大家有说有笑的，慢慢的大家的话越来越少，到了晚上，就各想各的心事。如果遇到晚上有月亮，我喜欢坐在田坎上想心事，歌也不是那么喜欢唱了。有的时候，我还喜欢和赵师爷摆龙门阵，赵师爷有文化，是个和蔼的长者。有时赵师爷也要到遵义贵阳的庙宇去主持。遇到下雨天，不出工的时候，我们几个就喜欢到师爷的厢房去，听她们讲故事。有时，也和她们到附近的小庙去玩，混饭吃。

    后来，庙里又来了三个上海知青，她们住在左上厢房。不过她们属于生产队，她们一个叫李银睇，一个叫陈昭睇，另一个忘了姓名。没过多久，我们女生就和她们成了好朋友，陈很会织毛线衣，看着她织的毛衣像艺术品，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花了20元钱不到，买 了一斤二两毛线，跟她学织毛衣，我为男朋友织了一件超领的毛衣，很成功。过后，我就为别人织毛衣，织一件毛衣收五元钱的加工费，我基本一星期就能织一件。

     1969年3月27日，我就和苟先等六个知青到公社所在地，宝和的河边去为061系统的405工厂上河沙。捞沙工把河沙捞上岸，堆在河坝上，然后等405的汽车来运，我们就负责把河沙用铲子一铲一铲的铲到车上。我们一起来有三个女生和三个男生，住在宝和医院楼上。我们每天早上九点来钟就到河边等着，一般都来两辆车以上，我们就分工，两个人上一车，这个活还是挺累人的，既要讲力气，也要讲巧力，一铲子沙有十几斤，而且还要把它扬起来送到车上，头几天，真把人累得够呛，全身哪儿都疼。干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找到了一点窍门，就是把沙子铲起来后，要用力把它扬起，甩向车上。这样要省力些。后来，我们的水平还达到了把沙子铲到车上，沙子还保持着铲子的形状。

    上沙一个月工资是50元，但工资我们不能拿，只能算工分，从工资的可观，就可以看出劳动的强度之大。

    当然，中午在烈日下做这样的体力活，对一个女孩子，还是很吃力的，不过，我们也会苦中作乐，那段时间，我跟苟先学习钩花，就是用棉线用钩针钩账沿，钩背心等。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我不会做这些，现在有时间了学学也无仿，这也是打发时间最好的选择。最后，我钩了一个帐沿，给男朋友钩了一件背心。

    尽管劳动很累，心情好的时候，那就是汽车未来以前的空闲时间，我就跑到河边，坐在河堤上，看春天的秀美，看河上的捞沙“二哥”。更有意思的是，看着春潮的来临，刚才还是风平浪静的河面，一切都显示了春的明媚，真是“渔船儿轻轻地随风飘荡，渔家人歌声悠扬”。可是，一刹那，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水从远方冲来，捞沙的“二哥”们，这时，像一头发疯的牛一样，喊叫声，奔跑声……响遍了整个河面。为了一船，不为了一萝沙，他们不顾洪水的冲击，能够抢到多少，他们就尽力地强救他们的命拫子—河沙—工分—钱。洪水已把桥面淹过，可我们“可敬的二哥们”还是不怕，还在桥上一步一拐的担着沙走……，这种时候，我会不由自主的拿洋铲，帮这些“二哥”们运运沙子，也投入这紧张的“战斗”中。

     待到洪水基本平息，“二哥”们才感到累了，他们坐在河堤上，烧着烟，一个个都叹息着，骂这倒霉的洪水。这时，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可想的，我好像觉得只有一个字眼可以描绘眼前的情景—这就是生活。 

    我也特别喜欢农村的春，到了晚上，天气好的夜晚，我就和几个好的同学，到附近寨子的农民家串门，听他们摆龙门阵，有时，他们也听我为他们唱上两首歌。到了晚上10点过钟，闻着菜花的花香，顶着皎洁的月光，踏着乡间的小路，回到公社医院的楼上睡觉。这期间，为了打发时间，我还利用晚上和歇雨班的时间，把“居里夫人”这本书，完整的抄了下来，因为我太崇拜居里夫人了，她就是我心中的偶像。

    到了七月，我们第一批又回到农场，因为要换班。农场的农活每天就是上山薅包谷，薅包谷是头顶烈日，中间是包谷叶蜇人，脚下是黄豆叶叶蜇人，浑身痒痒，加之头上冒汗，真是难受极了。然后就是下田薅秧子，倒是要凉快些，但是蚂蝗一旦专入脚杆，那可不是好玩的事，那就需要同伴的帮助，用手使劲拍脚杆，让蚂蝗自己爬出，否则是很麻烦的。还有一种水羯子，更讨厌，这种虫不大看见，很小，但很咬人，而且是专心的痒，为了防这种虫，下田以前，我们用氨水涂在脚上，这样要好些。

    尽管这么辛苦，到了年底，我大概有193个劳动日，除去原来预分的18.5元钱，又分了20元钱和15斤黄豆，粮食大概就100—150斤左右，那就是我们一年的劳动成果。

    到了第二年，生活照旧，只是思想更复杂了，而且那时有些同学耐不住劳动的寂寞，到外边找零工做去了，经常在农场的就我们几个人。因为，农村的生活艰苦我们还能忍受，不能忍受的是思想的贫瘠和那种对心中理想的不死心，老是在心中蠢蠢欲动。那段时间，我天天写日记，写了几大本，可惜，后来没有保存下来。1970年八月，大姐和姐夫调到鸭溪区去了，姐夫到鸭溪任区委书记。他们走后，我就更没有依靠了，有时想上街去玩，就住在苟先家，她一家对我都很好，尤其是她母亲，是个善良勤劳而幽默的老人。

    1970年9月，我又被抽到宝和小学去代课。农村小学的老师也是个不好干的活，因为你要是个全才才行。我好像教的是四年级，我一个人教语文数学美术音乐体育，一天下来，真是累人。声音都有些沙哑，不过，和孩子们在一起，也有它的乐趣，我教他们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他们都很喜欢我，到分别的时候，还有些依依不舍。代课大概有三个月。

    1971年初，大姐始终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虾子，把我转到了鸭溪区去插队，我就在离鸭溪15里的大岚公社银盘生产队，我住在王明德大爷家，就是从遵义到鸭溪18.5公里的地方。王大爷家有他和老伴和一个儿媳妇及两个娃儿。他们一家对我很好，这个媳妇也很能干。我在他家搭伙，空闲的时候，就帮他们宰猪草，带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个生产队只有十多家人，共有64个人男劳力少只有十多个，女劳力占主要。1970年的分红大概是每个劳动日除开粮食以外，每个劳动日0.26元，粮食每个劳动日7两左右，每人田土大概1亩2左右。从这个生产队看，还是可以的。这边的农民没有宝和的富裕，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副业，劳力太少，所以分红不高，但粮食比其他生产队要多。这个生产队尽管离鸭溪那么近，但他们思想单纯，民风淳朴，他们对人都很好，一边干活一边说笑话，所以和他们一起劳动是一件愉快的事。

    在这里出工，就是和那些妇女一起做土里的活，比起农场要轻松一些，而且它是生产队，具体的事务有人管，不像农场是一盘散沙。

    这期间，3月份我还参加了鸭溪区的一次宣传活动，主要是唱样板戏，其实，在虾子的时候，当样板戏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把“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唱本买来学了里面大部分的唱腔，这次搞演出，更是驾轻就熟，很快就上手。正好，遵义县文化馆的宣传队到鸭溪办样板戏学习班，区里叫我们也参加一下，这也是为了完成一项政治任务。结果在学习班我一唱“红灯记”的几段唱腔，尤其是李奶奶的“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更是唱的有板有眼。当时文化馆的鲁馆长就对我极感兴趣，并对我承诺，只要有机会，一定把我招到文化馆工作，他叫我等机会，听他的回音。我当时半信半疑，我有点不相信这样的好事会轮到我头上。不过，既然这样，那就等吧。

     到了6月份，文化馆真的来通知了，叫我和一个鸭溪中学的学生周明慧到遵义县文化馆报到，先作为借调人员，因为当时县里的派性很严重，无法解决这类事情。我们是6月19号到的南白(即遵义县政府所在地)，开头没有住处，鲁馆长就把我和老四(周明慧的昵称)安排住会议室。给我们的待遇是每月发24元钱，9元交生产队。15元作生活费，每月补助粮食25斤。吃饭就在县政府食堂。鲁馆长还给我和老四承诺，如果文化馆不能解决我们的工作，只要其他地方有机会，一定不会卡我们，放我们走。

     到了7月份，我和老四就和原文化馆的老队员一起到娄山关去体验生活，搞创作，我们就住在亮石河边的生产队。亮石河其实就是娄山关山下的一条小河，它处在娄山关的山脚下，从娄山关自北向南流去，是一条河床不足10米的小河，但它清澈透底，弯弯曲曲，河边柳树倒影，一派小桥流水的画卷。在亮石河大概住了一个多月，回来后，曾老师冯老师等就创作了小话剧“娄山钟声”，舞蹈“亮石河滩换新颜”，还有独唱等等一大批作品。

     到了9月份，就来了一大批人，他们是鲁馆长从各个区招来的知青社青，有20多人，他们中有来自上海天津的知青，他们都是文艺的爱好者，而且还有一定的功底，艺术水准都不低。加上原来文化馆的人员，一共四十多人，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宣传队。我们就进入了紧张的排练。我们排练了“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沙家浜”的‘智斗’和‘军民鱼水情’，“智取威虎山”的‘深山问苦’ ，还有舞蹈，快板剧，相声，独唱等。每个京剧片段，都是两个人演，我和黄诗珍演李奶奶。我还参加了独唱和快板戏的演出，还兼报幕。到了10月份，我们就开始到各个区及邻近的县以及厂矿去演出，有时一天演两场至三场。那段时间还是过得愉快，因为都是知青，年龄经历都差不多，大家都有共同语言，每天除了演出，就摆各自的知青点的笑话，经常是笑的腰酸背痛，眼泪花花。年轻人在一起，真的是什么苦恼都没有了。尽管那时大招工已经开始了，对于我们自己的命运，心里总是充满了惆怅，迷茫，恐慌，自己的前途到底在哪里？还是很着急的。鲁馆长也在积极的为我们想办法，他很想把我们都留在文化馆。

     到了年底，鲁馆长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把我们留在文化馆，正好建于1958年的遵义烟叶复烤厂要在1971年底开工，需要招一批工人。尽管复烤厂属遵义地区管，但厂建在遵义县的地盘上，所以，人事关系还属于遵义县管，经过县，地区各方协商，最后决定，把我们20几名知青社青全部安排在复烤厂，除个别因所谓的政审不合格外。但县里还给复烤厂提了要求，就是以后县里有活动的时候，这批人就要无条件的抽出来，为县里的政治宣传工作服务。 

    1971年底，我和我的同伴们，结束了三年的知青生活，走进了工厂，当上了工人。所以，我后来经常说，我的命运是因为我的业余爱好改变的。

                                                                   2010年10月24日写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