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1)，所以事长也；慈者(2)，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3)。”心诚求之，虽不中(4)，不远矣。未有学养于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5)，一国作乱。其机如此(6)。此谓一言偾事(7)，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8)，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9)，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10)，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11)，而能喻诸人者(12)，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13)。”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14)。”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15)。”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注释：（1）弟：同“悌（ti）”：指弟弟尊重哥哥。

（2）慈：慈爱。指父母爱子女。

（3）如保赤子：《尚书·周书·康诰》原文作“若保赤子。”意思是保护平民百姓如母亲养护婴孩一样。赤子，婴孩。

（4）中（zhong）：达到目标。

（5）贪戾：贪婪，暴戾。

（6）机：本指弩箭上的发动机关，引申指关键。

（7）偾（fen）：败，坏。

（8）尧舜：即尧帝和舜帝，儒家认为是圣君的代表。帅：同“率”，率领，统帅。

（9）桀（jie）：夏代最后一位君主。纣：即殷纣王，商代最后一位君主。二人历来被认为是暴君的代表。

（10）诸：”之于”的合音。

（11）恕：即恕道。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说，自己不想做的，也不要让别人去做，这种推己及人，将心比己的品德就是儒学所倡导的恕道。

（12）喻：使别人明白。

（13）《诗》云：引自《诗经·周南；桃夭》。夭夭（yao）：鲜嫩，美丽。蓁蓁（zhen）：茂盛的样子。之子：这个女子。于归：指女子出嫁。宜：善。

（14）《诗》云：引自《诗经·小雅·蓼萧》。

（15）《诗》云：引自《诗经·曹风·鸤鸠》。仪：仪表。忒（te）：差错。正是：做正面榜样。四国：四周的邦国。

译文：所谓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是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能管教好而能能管教好别人的人，这是没有的事。所以，有修养的人在家里就能完成对整个国家的教育。对父母的孝顺可以用于侍奉君主；对兄长的恭敬可以用于侍奉尊长；对子女的慈爱可以用于对待民众。《康浩》说：“爱人民如同爱护婴儿一样。”内心真有这种仁爱的追求，即使达不到目标，也不会相差太远。要知道，没有谁先学会了养孩子再去出嫁的人啊！国君一家仁爱，一国人也会兴起仁爱；国君一家礼让，一国人也会兴起礼让；国君一人贪婪暴戾，一国人就会犯上作乱。其联系就是这样紧密。这就叫做：一句话可以败坏大事，一个人可以安定国家。尧舜用仁爱统治天下，老百姓就跟随着学仁爱；桀纣用凶暴统治天下，老百姓就跟随着学凶暴。国君的命令与自己的实际做法相反，老百姓就不会依从。所以，品德高尚的人，总是自己先做到，然后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先不这样做，然后才要求别人不这样做。如果自己不采取这种推己及人的恕道，而想让别人按自己的意思去做，那是未曾有过的。所以说，君主要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诗经》说：“桃花美艳艳，树叶绿蓁蓁。这个姑娘出嫁了，全家人都和睦。”让自家人都和睦，然后才能够教育一国的人都和睦。《诗经》说：“兄弟和睦。”兄弟和睦了，然后才能教育一国的人都和睦。《诗经》说：“容貌举止庄重严肃，成为四方国家的表率。”只有当一个人无论是作为父亲、儿子，还是兄长、弟弟时都值得人效法时，老百姓才会去效法他。这就是要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家庭的道理。

读解：本章朱本称之为“传之九章，释齐家治国”。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是一个家族统治千百万个家族的社会。国君的家族十分庞大，家族内部常有纷争，纷争有时会流血，甚至导致衰败。所以管理好家庭和整个家族是个大问题。家庭的管理，最好的方法是树立孝悌、仁慈、礼让等道德观念，孝悌是敬长，仁慈是爱幼，礼让则和逊不争，实行这种精神，家庭就会和谐。用推己及人的恕道，把这种观念推广到社会，社会也会和谐安定。榜样力量是无穷的，国君这样做，全国都会跟着做。《诗经》里许多诗句都是讲家庭和睦的，来嫁的子妇，家族的兄弟，都应如此，然后才能做出榜样。《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儒把它概括成“推己及人”的原则，现在人们还用这一原则思考，如换位思考，替别人想一想等，都包含了这种精神。

国家，国家，仅从语词关系来看，国和家的关系就是如此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尤其是在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制社会时代，家是一个小小的王国，家长就是它的国王；国是一个大大的家，国王就是它的家长。因此，无论是国王还是家（族）长都有生杀予夺的至高权力；因此，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范贯穿国与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治国必先齐其家”。

不过，进入现代社会，情况已发生了极大变化：一方面，国已不允许实行家长制，另一方面，家已大大地民主化。”不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范已成为过去，就是孝、悌观念也日渐式微，丧失了“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的基本条件。而且，“其家不可教而能救人者”的现象也不是“无之”，而是不难见到了，比如说，一个优秀教师教不好自己的子女，一些当政官员的公子以身试法等等。这类事情屡见不鲜，很是令人深思。

从另一方面来看，《大学》的这一章反复强调以身作则，要求“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指出“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这些思想却并不因为社会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光彩。它既是对“欲治其国者”的告诫，值得推荐给当政为官的人作为座右铭；也是对儒学“恕道”原则的阐发，可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我们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有益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