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1月3日，在东方文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东方人第一次获得了世界文学的权威奖项——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人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消息传出，世界为之哗然。绝大多数西方人为此感到惊讶，本属于西方的奖项怎么颁给了一个非白种人？甚至有西方媒体这样报道：“诺贝尔奖金第一次授予一个不是我们称之为‘白人’的人。诚然，对我们而言，要欣然接受一个名叫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人获得一项世界性文学奖金的看法，尚需时日，这个名字读起来那么佶屈聱牙，以致使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时，仿佛觉得它不是真的。”

但泰戈尔很快用他的作品征服了世界，人们不再对他获奖无端地猜测，他的作品表现了东方的美和智慧，表现了印度特有的精神。在中国，泰戈尔也是印度的作家和诗人中最为读者所熟悉的，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经来中国访问，掀起了文化界的狂潮。此后，对于泰戈尔的翻译和研究都是一片繁荣景象，专家们已经翻译出版了泰戈尔全集，使中国读者能够看到泰戈尔创作的全貌。

在印度，泰戈尔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影响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凡有泉水处都唱他的歌，读他的诗”。现在的印度国歌就是泰戈尔谱写的。

1861年5月7日，泰戈尔出生于加尔各答市一个名为乔拉桑戈的地方，他的家庭属于富有的婆罗门阶层。泰戈尔的父亲是十九世纪著名的宗教哲学家与改革家，他热衷于宗教修行，过着简朴的生活，喜欢去山林中漫游或者苦行，被人们称为大仙。泰戈尔的家庭中富有哲学和文学艺术的氛围，经常有类似于西方沙龙的讨论和聚会。在这种艺术氛围里，这个家庭里出现了很多印度历史上的名人。泰戈尔是家里的泰戈尔获奖作品《吉檀迦利》孟加拉文版本第14个孩子，也是这个大家庭中最闪亮的星星。受到这个大家庭中文学艺术气氛的影响，早在童年时期，泰戈尔就表现出不凡的诗情，他很小的时候就对韵律感到痴迷，从8岁就开始尝试写诗，13岁即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因为对韵律的浓厚兴趣和敏锐的感觉，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诗歌和音乐，在诗歌和音乐的韵律中他找到自己的快乐，找到自己心灵栖息的港湾，也给人类奉献了美的音调。

诗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自己对韵律的认识：

“直至今天，那些日子的欢乐图景还铭刻在我的心上。我明白了，诗歌为什么要有韵脚。由于有韵，诗歌似乎结束但似乎又没有完结；倾诉结束，但它的回响犹在；心灵和耳朵互相不断玩着押韵的游戏。这样，我在自己生活的漫长日子里，在我的知觉中，一次次谛听到雨水淅沥声和树叶婆娑声。”

由于父亲的精心安排，泰戈尔的成长过程非常丰富。虽然由于对学校的厌恶他没有接受正统的学院教育，但是不断变换的环境却给了他更多的空间，他的天才没有被扼杀，相反却得到很好的发展。在父亲安排下，泰戈尔在家里接受了孟加拉语和英语教育。后来，在与父亲前往喜马拉雅山隐居的过程中，他又接近了印度古典神圣的梵语。他成年后，又被送到英国学习。泰戈尔具有诗人的天赋，对自然的美和情感的细腻具有敏锐的感觉，这都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天然的材料。从英国回印度之后，泰戈尔在创作上逐渐走向高峰，同时，他又承担起振兴家业的重任。在管理田产的过程中，天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对普通人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自然的美景以及淳朴的乡村文化再一次扩展了他的创作空间，使他的作品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泰戈尔的创作尝试了几乎所有的体裁，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他都尝试了，而且都有精品，怪不得有人说，泰戈尔是一个无法跨越的高度。作为诗人，他创作了《故事诗集》、《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边缘集》、《生辰集》等不朽的诗集，其中《吉檀迦利》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并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声誉；作为作家，他创作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包括《四个人》、《两姐妹》、《沉船》、《家庭与世界》、《戈拉》等，其中《戈拉》被认为是一部可以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的史诗性著作；他的戏中有《顽固堡垒》、《摩克多塔拉》、《红夹竹桃》、《邮局》等。此外，他还创作了1500多幅画，写了难以统计的众多歌曲，其中现代印度的国歌就是他的杰作，他所创造的歌曲深得人民群众的喜欢，并在民间广为传唱。

泰戈尔的作品，无论是诗歌、小说、散文还是戏剧，都具有诗意的美，深邃的思想，深刻的哲理。不仅在声音、形式上让人折服，多在思想上引人深思。他的作品《吉檀迦利》靠是这样征服了诺贝尔委员会的委员。1912年泰戈尔决定第三次访问欧洲，但是在出发之前他突然病倒了，只得推迟行程。在休养期间他把自己的诗歌翻译成了英文。在这之前，他曾经把自己的诗歌翻译成英文送给英国友人，并得到了好评。这一次，他认真挑选了自己的诗歌，从过去的《祭品集》、《怀念集》、《儿童集》、《渡口集》等诗集中选择了103首进行翻译，并命名为《吉檀迦利》。那个时候，诗人没有想到，就在不久的将来，就是这本薄薄的诗集，为他带来世界性的荣耀。在国内他没有把这些诗歌都译完，在去往英国的船上，他还在翻译着。

到了英国之后，泰戈尔把这些英文诗寄给画家罗森斯坦，罗森斯坦又把这些诗送给叶芝，叶芝又转给庞德，这些现代派的诗人们被这些东方诗歌迷住了。1912年11月，《吉檀迦利》在伦敦出版，叶芝亲自为之作序，泰戈尔的诗很快在英国风行。在1913年，《吉檀迦利》重印了十几次。同时，泰戈尔被推选为当年度的诺贝尔文学类的候选人。当年有20多个国家的27名作家角逐诺贝尔奖，包括哈代、法朗士在内，但泰戈尔最终以12:1的绝对优势赢得了这项殊荣。 

泰戈尔的作品有着轻灵曼妙的美，同时，他的思想也对西方人以至所有现代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从奥义书和吠檀多论等古代印度思想中吸收营养，信仰无所不在的神。同时，他赋予这个神以人格的属性，将她称之为“生命之神”，把她看作是“爱”的最高原则。他认为在“爱”中，一切差异都将消失。他认为自己的感情、希望、爱和信仰必须与神相一致，才能达到人类与个体的和谐。而证悟神的存在，泰戈尔认为只有通过精神体验的方式，就是艺术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方式，才能达到。在宗教信仰上，他将梵社的教义与正统印度教的教义相结合，创造出自己“人的宗教”，即宗教不是遁世，而是一种生活与存在，真正的宗教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悟人与万物的这种亲姻关系。他反对一切苦行，反对一切剥夺人和压抑人的陋习。在泰戈尔的宗教中，人的需求得到极大的彰显。印度著名哲学家达里克里希南曾经这样描述泰戈尔的哲学：“他贼予我们一个人类之神，轻蔑地驱散了世界虚幻的观念，高度赞美了人的行为，并使人的灵魂具有充实的生命力。” 正是这种人的宗教、爱的哲学以及其中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使泰戈尔的诗歌在西方世界广泛流传，西方现代主义者在其中发现了拯救废墟的绿色，发现了新的精神寄托。

他的诗既有爱情的狂烈，又有童心的纯净，有对神的渴慕，又有对入的关怀，我们在他的诗里，会看到一个宽广的心之海洋。读起来，是动听的韵律，掩卷沉思，是宁静的欢愉。

当你命令我唱歌的时候，

我的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

我仰望着你的脸，眼泪涌上我的眶里。

我生命中一切的凝涩与矛盾融化成一片甜柔的谐音——

我的赞颂像一只欢乐的鸟，振翼飞越海洋。

我知道你喜欢我的歌唱。

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个歌者，

才能走到你的面前。

我用我的歌曲的远伸的翅梢，

触到了你的双脚，

那是我从来不敢想望触到的。

在歌唱中陶醉，我忘了自己，

你本是我的主人，我却称你为朋友。

泰戈尔不仅仅是诗人、作家与艺术家，在自己的祖国尚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时，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改革家的智慧和勇于实践的精神。1884～1911年，泰戈尔一直担任着印度第一个宗教改革社团——梵社的秘书。在此期间，他进一步发展了梵社的组织，制定了梵社的社规，使得梵社的影响进一步扩大。1901年，泰戈尔为进行民族传统教育，离开他舒适的谢里达庄园，来到圣地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在这里，他亲自授课，教导年轻的一代要珍视和了解印度的民族文化。这所学校后来在1921年发展成为印度著名的国际大学。1905年，印度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泰戈尔又来到了加尔各答，积极参加印度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唱着自己写的爱国歌曲参加示威游行，公开发表演说，痛斥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还给因参加反帝示威而被开除的大学生讲课。在与运动中的某些思想倾向产生矛盾的时候，他重新回到圣地尼克坦，从事民族教育和农村的改造工作，为民族解放和改革印度做出自己的努力。1919年，当他听到在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惨案发生之后，又再次回到民族独立运动的前列，直到1941年，在诗人生命历程的最后一年中，他还写作控诉英国殖民统治和相信祖国必将获得独立解放的著名遗言《文明的危机》，思考着民族的命运与前途。

对中国人来讲，泰戈尔与中国的不尽缘分更是让中国人民对他难以忘怀。泰戈尔有着强烈的中国情结，曾经说自己前生是一个中国人，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他一直关心着中国的文化和命运，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曾发文鼓励和支持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1924年泰戈尔的访华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强大的冲击，早在“五·四”之前就零零星星地被译成中文的泰戈尔的诗歌，在他访华后，在中国得到更进一步的广泛传播。自从《飞鸟集》出版之后，中国诗坛上一种表现随感的短诗就流行了起来，如冰心作的《絷星》、《春水》等。其中许多带有哲理、晶莹清丽的小诗赢得了不少人的喜爱，几乎影响了一代诗风。

泰戈尔使西方了解了独特的印度文学和信仰，使印度文学获得了让人仰视的高度。泰戈尔之于印度的意义，就如同喜马拉雅山对于印度教徒的意义，高大而又神圣，他不但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哲人，是一个经历时光的冲刷依然闪亮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