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法国艺术在欧洲的领先地位是在罗可可和古典主义时期才确立起来的。在此之前，一直是意大利艺术家引领着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执掌西欧艺术的牛耳。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建立在对中世纪艺术的一知半解上。事实上在罗可可之前，法国还有一次曾经用独创的艺术形式改变了整个西欧的艺术版图。这就是诞生于十二世纪的哥特式艺术。

随着十世纪西欧城市经济的复兴和宗教热情进一步高涨，西欧各地开始大力修建教堂和修道院。由于这些建筑广泛采取类似古罗马的建筑体系，即拱顶与梁柱结合，因此统称为罗马式建筑。作为重要的建筑装饰——罗马式雕刻也随之兴起，和谐地装饰在教堂的门楣、拱门、门廊、柱头与柱身上，用圣者的形象和摄人心魄的宗教故事场面激励着信徒的宗教热情。其代表作就是今天位于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处，直通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朝圣大路上的许多教堂。

罗马式雕塑总的来说是激情洋溢的，那时的艺术家并不很在意古典时期的种种法则和比例，他们有时为了构图的丰满和完整，将形象任意组合。在罗马式教堂大门雕塑中最常见的题材是末日审判，但形式多样。罗马式雕刻学派众多，较著名的有法国的勃艮第派、朗居多克派，意大利的伦巴第派等。但是就一种宗教建筑来说，罗马式建筑却在结构和采光上存在无法克服的局限。因为罗马式建筑的拱顶尽管在其诞生的岁月是一种了不起的创举，其可以将拱顶自身垂直向下的重量向两侧分散，转移给连续的承重墙。这样一个单一的弧面穹顶可以覆盖一个巨大的空间。新生的罗马式建筑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但是随着拱顶越建越高，问题开始出现，中殿巨大且高大的拱顶对于承重墙造成的压力必须由侧廊的拱顶抵住，由此中殿的强度虽然得到保证但是却失去了对于采光必不可少的高侧窗。自然而然地，一种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新型建筑形式首先于十二世纪四十年代出现，而后遍及欧洲，它以尖拱、支柱、墙扶垛和拱扶垛为特征，这就是哥特式建筑。依托哥特式建筑发展壮大的艺术形式——哥特式雕塑也大量出现。相对于罗马式，哥特式雕塑显得更为注重真情实感的表现和肌肉解剖的准确性，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也呈现出了向独立的圆雕过渡的趋势。可以说，哥特式艺术取得的成就为文艺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期哥特式的代表作是法国夏尔特尔大教堂西大门上的雕塑，上面的人像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姿势和神态也不那么僵硬了，哥特式艺术家重新找回了古希腊和罗马雕塑那种三维立体艺术的感觉。盛期哥特式雕塑更为务实，雕塑家技艺也更为精湛，同时各个国家也受到自己艺术传统的影响，比如意大利人就借鉴了古罗马艺术的一部分知识。法国亚眠圣母大教堂的雕塑是这一时期哥特式的代表作，其中的基督像和圣母像呈现自然主义的“S”形基本摆脱了僵硬和呆板。晚期哥特世俗化风格明显，雕塑家逐渐摆脱和修道院的控制，成立了行会并以厂和作坊为主，这都是文艺复兴艺诞生的基础。

哥特这个词本来是一个参与淫灭的蛮族之名，对于认为继承了古罗马衣钵的意大利来说，任何创造于意大利以外地区，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艺术都是粗藿荒诞不经的。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凭借垄断的话语权，以他们可怕的野蛮民族形象将这种取代了建筑的艺术形式命名为“哥特式”。他们为什么没有命名其为“汪达尔式巴第式”，那就是他们的偏好了。这一个偏见和妖魔化思想下出现的称谓，后来人们依旧用此命名哥特建筑，但是被妖魔化的主角却用自己毋庸置疑的恒久纪念碑为自己正名，证明那其名的人多么狭隘和偏见，这尊纪念碑是人人皆知的巴黎圣母院。

在巴黎，圣母院不只是一座建筑，更是一个象征，一个形象。大文豪雨果曾对它有过一番的形象描绘一番：

    “巴黎圣母院这座教堂如今依旧是庄严宏伟的建筑。它虽然日渐老去，却依旧是非常美丽。但是人们仍然不免愤慨和感叹，看到时间和人使那可敬的纪念性建筑遭受了无数损伤和破坏，既不尊重给它放上第一块石头的查理曼大帝，也不把给它放上最后一块石头的菲利浦·奥古斯特皇帝放在眼里……确实很少有别的建筑比得上它的前墙那么漂亮。那三个挖成尖拱形的大门道，那一排有28位穿着旧的绣花长袍的君王的神龛，正中间有个巨大的玫瑰花饰圆窗洞，两旁各有千个小窗护卫着，就像祭师和助祭师陪伴着神甫一样。那高大而秀气的三叶形回廊，它的平顶被一些小柱子支撑着。最后还有那两座黝黑笨重的巨大钟塔，连同它们那石板的屋檐，在整体的宏伟中又个个协调，依次分为五大层展现在你的眼前，虽然拥挤却并不混乱，连同无数的雕刻、塑像以及雕镂装饰，很适合它整体的庄严伟大。可以说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石头交响乐。它是人类和民族的巨大工程，它也像它的姐妹《伊利亚特》和《罗曼赛罗》这两篇杰作一样，整个建筑既单一又复杂。它是整个时代各种力量的奇特的产物，从每块石头上可以看出，有水平的工匠在艺术家天才的启发下把神奇变成了现实。总之，它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像神的创造一样又有力又丰富，仿佛具备着两重性格：既永恒又多变。”

    大文豪的话语精练宏大，寥寥数语使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尤其是不凡的古老建筑现于笔端。只是大概由于艺术的夸张，他将巴黎圣母院的创建者变成了在西欧人心目中有较高地位的查理曼大帝。实际上，巴黎圣母院应该是于1163年由法王路易七世开始修建，完工日期也有两个说法：一是约1200年左右，这样就与雨果的记载相符，由菲利浦·奥古斯特皇帝（菲利浦二世，1165年～1223年在位）完成修建；另一种说法则是建筑于1345年正式完工，考虑到建筑规模的宏大，以及后任领导者总是试图否定前任，并要求设计者表现出这一点，拖上几百年没完工也不足为奇。总之，从此巴黎开始成为法国中心。作为一座经历了漫长岁月，屡次成为风波焦点的建筑，巴黎圣母院衍生出无数的传奇和故事，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巴黎的象征。

以巴黎圣母院为代表的哥特式建筑高度大大增加，之前罗马式建筑的厚重墙壁变得日趋轻灵，哥特式建筑为了保证采光，开有很大的窗户。这样一来，原本依靠大面积墙壁存在的镶嵌画、浮雕、壁画前景日益暗淡，工匠们开始寻找新的表现手段，就如同宗教人士寻求新的方式传播福音一样。如何将采光与绘画联系在一起，这显然需要一种透明的画布。透明的画布如果不是玻璃，那又会是什么呢？

    于是，绘有圣经故事、神话人物的彩绘玻璃开始出现在各大哥特式教堂中。工匠们先用铅条编成表现对象的轮廓，然后用小块的彩色玻璃镶嵌而成。阳光透过这样的彩绘玻璃窗照射进教堂，使玻璃圣像明亮神圣，亦真亦幻，使信徒不自觉地匍匐在教堂的圣像脚下。在身处教堂的虔诚信众看来，光芒仿佛正从那些圣徒的身后放射出来，再没有哪种工艺美术能像彩绘玻璃这样烘托出浓郁的宗教气氛，起到教化与传承的作用，让人们渴求的光明与教义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不可分割。路易七世的掌玺官、重建圣丹尼斯修道院的鼓吹者——絮热曾写道：“教堂……光明如通体明亮的大厦。”如果不是哥特式建筑独特的结构和彩绘玻璃窗的广泛采用，这种效果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的。

不论去过还是没去过巴黎，不论见过还是没见过这座教堂，巴黎圣母院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莫过于大文豪雨果在同名作品中描述的卡西莫多与埃丝美拉达的凄美感情了。雨果早在少年时代就对建筑艺术——尤其是哥特建筑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及至青年时代，他至少进行了三年的准备，熟悉中世纪的法国社会，特别是屡次亲身钻进圣母院的旮旮旯旯，同时广泛阅读有关资料，掌握了法国人引以为荣的这座建筑物所有的奥秘，便于1830年7月着手写稿。他假托在那两座巍峨高耸的钟楼之一的黑暗角落，发现墙上有这样一个中世纪人物手刻的希腊词：命运！说是这个支配人类的命运，事实上支配那愚昧时代一切人的黑暗之力亦即魔鬼，它无所不在的宿命寓意深深打动了作者。

在雨果的生花妙笔下，圣母院仿佛有了生命的气息，庇护爱斯美腊达，证实克罗德的罪行，悲叹众路好汉尝试打击黑暗统治而英勇献身的壮举，惊赞卡西莫多这“渺不足道的微粒尘芥”把一切豺狼虎豹、一切刽子手踩在脚下的侠义行为；它甚至与卡西莫多合为一体，既是这畸形人灵魂的主宰，又是他那怪异躯壳的依托。

除了雨果的名著让人对巴黎圣母院记忆犹新外，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都与它有关，有人将它看成是一步“历史教科书”：

l774年国王路易十六仿效先王在此加冕，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幸免于在大革命后被推上断头台的命运。

l804年，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在此加冕称帝，场面极尽豪华、盛大。大卫的名画《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就是表现这一场面的。

l853年拿破仑三世在此举行婚礼。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聚集到这里高唱胜利赞歌。

1970年戴高乐将军去世，世界各国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又在这里参加了他的庄严、隆重的葬礼。

巴黎圣母院，这座巴黎最悠久、最具有代表性的哥特式建筑，威严赫赫，以其不朽的智慧，在它存在迄今八百多年中，默默注视着滚滚河水、芸芸众生，曾经是多少历史事件的见证！

西提岛上的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

圣母院前门雕像

圣母院后侧

塞纳河与圣母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