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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失落的恭敬心

(2013-10-14 09: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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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重拾失落的恭敬心

撰文 张慕莹

 重拾失落的恭敬心

孔子的敬与远

樊迟问仁,子曰:“居则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这大概是樊迟第一次问孔子什么叫仁。孔子望着这个很是懵懂的弟子,心里也有点惆怅。之前樊迟学稼的一段公案扰了孔子许久,如今要怎样给一个天天琢磨着种菜务实,哲学务虚的弟子说仁?孔子生怕答得太过艰涩,又把樊迟给刺激得回去种菜了。思虑再三,本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的原则,孔子细细列了一套处事方法,让樊迟照着做。这套方法简而言之就两个字:恭敬。

一人独处时懂得谦恭,待人处事时懂得诚敬,这就是礼。“恭而无礼则劳”,恭敬也不能无的放矢,孔子干脆地将礼与恭打包起来捆绑销售了。将恭敬作为仁的准则,孔子可谓用心良苦。仁的要义太过深邃,从“仁者爱人”到“己所不欲”之间都有一段长时间的思辨过程,这个圈子孔子还不打算带着樊迟去绕。于是由表及里地选择了“恭敬”这一“仁”的最佳表现形式,敦促樊迟先践行之。

后又有一次,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须知孔子本身虽对恭敬心有着无上的推崇,对彰显恭敬心的礼法也十分强调。但另一方面却对恭敬心所发展出的鬼神说,礼法所依赖的祭祀宗教却表现出一种辩证务实的态度。这种复杂的中庸思想是樊迟这类年龄小,资质又不怎么好的学生所不能理解的。孔子巴望着将恭敬二字完全融入生活的樊迟赶紧来接着问,好对“恭敬心”正一正轨。

    孔子的智慧在于他总能找到一种合适的态度去处理各种关系,对鬼神也一样——既要“敬”,又要“远”。这一种中庸的态度为难了很多中国人,从樊迟开始,后人一直在不断尝试解读“敬”与“远”之间的距离。《百家讲坛》名师鲍鹏山教授对此解读道:“因为‘敬鬼神’,是为了敬一种价值,而‘远之’,是因为不相信鬼神实有,不必也不能沉迷。不知敬畏神秘力量,是没有信仰;迷信鬼神实有,是缺少理性精神。既有信仰,又有理性,这就叫智慧。”

  一切鬼事不过人道,只为检验心中的真诚坦恻。

  孔子承认鬼神对恭敬心的贡献,人类发自内心的恭敬往往起源于对神秘力量的畏惧,人类坚定不移的恭敬也常常演化为对神明的信仰。有敬,才有礼,才有约束与仁慈。孔子肯定的是鬼神让人心中充满敬畏的价值。不过此事确是圣人知之,小人迷之。

哪怕本身不存在,鬼神在理性的领域也充当着教人敬畏的角色。孔子将鬼神说当成孩子的洗澡水泼了出去,余下了仁之重述的恭敬心,这便是其存在的真正价值。

 

程朱的畏与罚

程颢斯人,有些匪夷所思的习惯。他写字时必须穿得整整齐齐,然后近乎虔诚地摊开纸、磨好墨、提起笔,最后才毕恭毕敬地写下每一个字。世人看来,不免惊呼,这哪里是写字!简直比刻字还麻烦!但程颢不这么认为,他说这一套程序是出自对字的恭敬,并没有想一笔写成个王羲之。外人眼里这跟强迫症似的,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何为儒家的“格致”。

    “格物致知”是方法论,源于程颢“主敬”的价值观。这里的写字,就是格物,有人拿佛家弟子的打坐来作喻。谁也不知道打坐的用处在哪里,打到哪一天才开悟。写字和打坐,两种不同的行为,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在“格物而致知”。但若没有恭敬的心在先,那写字就不是“格物”,打坐也不是“致知”,写的字再多、打的坐再久,都是白费功夫。

程颢这种对恭敬心的执着传承至朱熹被发挥到了极致。

孔子教樊迟,还不过反复唠叨要他时刻记得恭敬,别碰到蛮夷就被同化了。程颢写字,也不过是将恭敬的态度用于格物。朱熹却又将“恭敬心”向前推了一步,达到了“敬畏”。

“敬”的神化由此初见端倪。

科学与理论也许是不断随着时代进步的,但思想与哲学却总是在画一个又一个的圆。老子口中那循环的天道隐隐指导着人类思想的变迁。在从“畏惧”中萌发产生的千年时间后,“恭敬心”又被朱熹扔回了“畏惧”。“恭敬”的对象不是鬼神而是天理,这股神秘力量需要被人“敬畏”。

“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朱子言之有理。

易中天曾说,中国人如今是没有信仰,没有畏惧的。没有敬畏就没有关爱,没有关爱就没有信任,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各种链条就会中断。这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朱熹辛辛苦苦将天理供奉在头顶教人畏惧,不过期待由畏而生敬,由敬而生礼,由礼而生仁。传到今天,也许人人说不得一句朱子名言,却牢记“人在做,天在看”的道理。孔子所述的恭敬心教予樊迟可以,教予大众却不妥。大众执恭,能执一时,不能执一世。唯有有所畏惧,才有所顾虑,朱子是鞭策的哲学。

相较于鞭策,朱熹一句“存天理,灭人欲”却类似鞭挞了。现世往往对其讨伐得颇为严厉,回顾程朱理学已成正统的明清时期,堪比教会掌权的欧洲中世纪,这似乎确实是一种有悖人文主义的精神。不论是否有误解,“存天理,灭人欲”在沦为了封建统治的工具之后,“恭敬”就成了绝对服从的“敬畏”了。然而在几次打破四旧与孔家店的今天,人们又不由自主地走到了绝对反面。一味地对“人欲”大肆宣张,一味地反对心存“敬畏”,社会乱象的层出不穷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矫枉过正,物极必反。如此纷扰之际,人们不得不回溯历史,找到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敬与不敬之间寻一处可以安放的位置。敬可恭,也可畏,但绝不能灭。人欲与天理是相互拉扯的矛盾,绝对站在哪一方都将被因为极致而失去本心。这种中庸的思想绘成画是一幅太极阴阳图,汇成句便是后世荀子一句“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彊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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