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鱼与熊掌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十多岁时，在教室里跟着老师铿锵有力地读这段名言，并没有察觉到其中的深意，擅长雄辩的孟子，轻而易举地就用“熊掌”和“鱼”这对舌尖上的美味，卸下了在“生”与“义”之间进行选择的沉重与两难。

    在现代人眼中，生命的重要性，或许不是富含胶原蛋白的熊掌可以类比的，但舍生取义的观念，却已经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义”是需要付出和牺牲的，相对“仁”的和气宽容而言，“义”是一个更为决绝也更为悲壮的字眼，例举几个和义相关的词汇：道义、正义、义无反顾、舍生取义、英勇就义、见义勇为，还有“义士”，甚至“义肢”，这说明在大义面前，某些东西是必须割舍的。

    所以无论是在庙堂之上还是在江湖之间，无论尊卑，也无论老幼，一旦面临和“义”相关的选择，人人胸中都会充沛着一股“浩然正气”，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刚烈勇猛，谁都不愿意成为唾骂千古的“不义之徒”。

    遗憾的是，“义”这个词，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也随着集体意识思潮的转移，而被忽略和遗忘，缺失了正义感，我们面对跌倒在路上的老人，去扶上一把之前，心中都会先要忐忑一番，没了基本的道义观念，贪腐和假冒伪劣才可以横行到肆无忌惮的地步。

    从小就学习“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的大国国民，不能连这种基本的是非观念都没有。

    上升到国家层面上，讲究的是道义和正义，孟子敢于一巴掌把史书上的王侯将相拍在耻辱柱上：“春秋无义战”，他憎恶的是“上下交征利”、“率兽而食人”的统治者，这种道德高度，直接影响了中国两千年间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人群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由此而有了骨头，有了根底。

    正如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写的：“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国家不能没有正义。经历了百余年外侮时代的中国，依赖的正是这股对正义的坚守，才得以重新“屹立于世界国家与民族之林”。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这样一句令无数人充满希望的话语，言犹在耳。

    在民间，“义”更是成为了人人都乐于遵守的一个基本规则。老人们往往用这样的语句，来高度评价他们心目中的好人：“这人义道！”而他们评价的对象，几乎无一例外是勇于付出且乐于付出的群体领头人。

    在历史上，“义”一度成为民间自发型价值认同的基础，甚至成为江湖与庙堂之间相互承认的价值前提。在小说和戏曲的渲染中，人人都期盼自己能得到几个意气相投的好兄弟，甚至连皇帝都是如此，人们不惜虚构出“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而三兄弟中的关羽，也在民间对“义”广泛认同的这个大背景下，由历史上的凡人，变为朝廷公开祭祀，民间广为崇拜的正义化身——关圣帝君，有几个中国人不曾为这样的故事感动呢？

    没有“义”，江湖是不存在的。

    诚然，这都是传统的“义”。今天我们重新梳理这一段历史渊源，更希望从中抽取出“义”的“合理内核”。

    我们期待这样一种态度：追求公平与正义，塑造新的“义利观”。毕竟随着社会的发展，义利之间，不再是绝对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早已证明，一个正常的社会，在物质充沛的前提下，整体道德素养也要健全得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才是正理。

    守义逐利，两者得兼，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