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本身有比较残酷的一面，我们用浪漫的旅行方式消解一下；艺术创作中有深刻的一面，我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而不只是完成艺术家个人的自我超度。”

马良：移动的童话世界

撰文 张馨文 实习生 佘智洋

 “移动照相馆”在路上

杰克· 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是马良青年时的钟爱，几遍读下来，也曾思考为什么这本书能激励一代年轻人。后来发现，它其实触碰到了一个人生命中永恒的主题。“.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都‘在路上’，凯鲁亚克去追求他自己认为有意思的事，去挑战，去尝试，这本身就是它的一个意义所在。”

很多人年轻时上路的梦想，埋葬在凯鲁亚克的书里。多年后，进入不惑之年的马良和6个年龄相近的哥们儿，在今年2月，从上海出发，截至长沙，已走过23个城市。他们做的“有意思的事儿”，是完成一个叫“移动照相馆”的作品。

这个想法的产生，源于马良的工作室在去年遭遇拆迁，短短八年摄影生涯，他已被迫三次搬迁，这让他认识到很多东西都是多变的。他决定带着工作室上路。此时的上路，已不是一次年少轻狂的探险，而是在艺术和人生上，完成一种双向的探寻和改变：“回到火热的生活里，和人接触，把自己的能力和才华作为礼物，献出去。” 

马良的心中有他的信仰，一行人将这次旅行视为一种类似佛教“头陀行”式的修行。“没有固定居所，在任何可以住的地方住宿，不挑剔条件。接受各种饭食布施，不挑剔食物。每日两餐尽量少食。”马良认为，旅行是一个人从社会角色里拔出来的过程，脱离原来的生活节奏，成为一个过客，一个旁观者，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脑子里想想别的事情，才叫生活。

马良一直有收藏老照片的习惯，从中探寻照片产生之初，人和照片的关系。 “在照片里，普通的家庭妇女显得无比高贵，拉黄包车的人像个学者，在天桥卖唱的歌女像个贵妇。”马良从中看到了每个人对生活的美好愿望，那是一种高于生活的幸福感，“有点动人”。

于是他试图重拾照相馆时期的仪式感，他希望以这种跨越千山万水的行为，和整个团队专业认真的态度，丰富美好的布景和灯光，让人们重新找回到照相馆拍照的庄重感。这是马良最初赋予移动照相馆的意义。

但是后来他发现，对很多人来说，欢乐也许更重要，他们这里，只是想暂时摆脱生命的枷锁，胡闹一下。“生活本身有比较残酷的一面，我们用浪漫的旅行方式消解一下；艺术创作中有深刻的一面，我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而不只是完成艺术家个人的自我超度。但是从表象上，只要完成就好了，让被拍的每个人都怀着一种恭敬的心，也不太可能。这像个游戏，更像一场狂欢，大家都很高兴，最后还拿到一张这么有意义的照片。”

虽然照片的风格有点老照片的味道，但是马良仍然在被拍者身上看到了这个时代的特征。“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不庄严嘛，网络让人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相似。”

长沙站有四五十人报名，拍摄场地是长沙本地一位年轻摄影师TQ刚刚装修好的摄影工作室。我们见到马良的那天下午，从下午四点多开始，马良就招呼兄弟们搭建拍摄布景，除了他们随行带着的道具外，还在草地上捡来废弃的树枝，树枝上挂上翩飞的蝴蝶，整个布景一下子活起来了……第二天，一整天的拍摄，从早上九点多开始，直到晚上八点多拍摄完毕，东西全部装车，马良连午饭都顾不上吃。但是从马良的情绪中似乎看不到烦躁和不耐烦，每一组被拍摄者，马良都会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找到最好的造型、姿势和状态，有时还会尝试不止一种造型，直到对方和自己都满意为止，那时，他会兴奋地喊出来：“拍到了！拍到了！”眼睛里，是一种孩子发现新奇玩物的单纯喜悦。

马良说，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生命其实就是个衰老的过程，但一个创作应该可以逆行，把时间阻止住，或者推往相反的方向。“我觉得艺术创作应该是让生活显得好一些的东西。”

老男人的江湖味儿

“豆豆！把这个马头戴上！”豆豆被叫过去客串，光着膀子，戴上马头面具，坐在右边的角落，双手交叉在胸前。昂起的马头，看起来好像有些生气和委屈，颇为滑稽。等调试好，拍完照片，豆豆摘下面具，面具里面已经全都是汗了，这算又为艺术献身了一把。

豆豆为团队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也常常是队友们打趣的对象。他本名叫豆仁友，年已四十，光头、小眼睛，为人憨厚幽默，负责驾驶那辆长4米、宽2米的卡车。他本来是物流公司职员，公司把卡车赞助给马良，豆豆则把自己赞助来开车。在此之前，他的生活与艺术没有半点关系。二十几个城市走下来，豆豆从没有想过放弃。他说，他很喜欢，在陌生城市，晚上几个老爷们儿，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喝着啤酒的生活，“很江湖。”他诡秘地笑笑。

一路上，每个人都有难忘的经历。豆豆记得在青海著名的拉布楞寺时，他得了结石，当地人为他开药，寺里的喇嘛为他诵经祈福，让他非常感动。

还有一次，行经内蒙古沙漠，眼看遮天蔽日的沙尘暴席卷而来，只有他们的车停在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几个男人看到这个场景，不急反乐，冲下车子，脱下衣服，迎着风沙又跑又跳，尽情享受这突如其来的自然恩赐。回到车上，耳朵、头发、衣服里，塞满了沙子。

对于这段经历，张逸伟也记忆犹新。他与马良相交已14年了，在他的眼中，马良亦师亦友，给了他很多帮助。作为商业广告导演的他，一路上主要负责拍摄纪录片，记录下一路经历的点滴。几个月前，听说了马良的移动照相馆计划，他就义无返顾地加入。这一路，他收获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与金钱无关，只有艺术和友情”。

陈定一是油画专业的学生，一直很喜爱马良的作品，听说“移动照相馆”途经西安，就赶过来并提出在暑假期间加入团队中。遭到拒绝后，他就扒着车不肯走，兄弟们被他的诚意打动，决定让他留下。朝夕相处中，他对马良精益求精的态度颇为佩服，并结识了这群肝胆相照的兄弟。 

几个月的旅程中，在一个城市的停留顶多三四天，很多时候，他们要在车上打发无聊的时间。几个人轮流开车，开到困的时候就一起唱唱high歌，用马良的话说，人在极端状态下需要一剂强心针。比如《最炫民族风》，一放出来全车都high起来了。

几个平均年龄四十岁的男人，驾着车闯荡江湖，凭着心气劲为最普通的人搭建梦想，这是件听起来就浪漫得流油的事儿。有人说他们是“七剑下天山”，很有一股江湖的味儿。

移动的舞台，真实的人生

马良引用一位超现实主义作家的一段话，如果你要看现实的话，你就去看好了，何必需要我呢？“我给你看的是一个想象的东西，一种在现实、幻觉和梦之间的感觉。”

马良出生在戏剧家庭，父亲是戏曲导演，母亲是话剧演员，从小跟着爸妈在剧团里。用马良自己的话说，他很小的时候，就比别的孩子感受到这个世界有两个存在，一个是艺术上不现实的存在，另一个是生活的存在，而他一直在这个界限两边游走。从绘画创作，当导演，到后来从事摄影创作，都能看到这两种存在对他的影响。

这次的移动照相馆，同样像一个移动的舞台，绚烂的布景，每个被摄者都临时上去，夸张地完成高于生活的表演。但同时，拍摄也记录和呈现了某种真实，关于这个时代，和每个普通人的生活。这个时候，马良是一个摄影师，同时也是个导演，把世界的这两个存在巧妙结合。

艾雪阳家在湖北荆门，小姑娘刚刚参加完高考，考试后的繁忙让她错过了武汉站的拍摄，于是她背着家人，悄悄来到长沙。雪阳是在高三下学期学习的低谷期时，得知马良的“移动照相馆”计划的，这成为当时她的心灵慰藉，承载了一个在灿烂的年纪，困在教室和一堆卷子中间的女孩对自由的全部向往。能来“移动照相馆”拍照，是她的一个梦想。

这次她选择了一套民国女子的造型，一身旗袍，倚靠在一张六脚桌上，上面放着一盆青瓷盆的兰花，很清雅的造型。在即将离开的时候，她送给马良一本林海音写的《奶奶的傻瓜相机》，前后空白页上写满了字，那是她对马良和移动照相馆的感觉。其中的一句写到：“世间种种终必成空，唯有真情尚可长存。”

我送她出门，她笑说，这次奔到长沙来参加移动照相馆，其实只是自己梦想的开始，打破从前死气沉沉、一板一眼的生活，开始天马行空的自由人生。她说未来肯定会遇到艰辛，但她会记得这一天与马良的见面。如果未来他们在上海办摄影展，她还要去。

像雪阳这样，错过了当地的拍摄，而特意赶到外地去的人，并不只一个。有个男孩，错过了西安站的拍摄，一路骑着自行车追到了郑州。

马良说，未来可能会出一本书，记下这一路遇到的人，照片中人的故事，收到的礼物等等。“我至少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也向比我年轻比我更有理想的年轻人，证明了一点，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实现的，无论它看上去多么不靠谱，不切实际，只要有强大的意愿，愿意分享自己的善意，这世界就会容纳这份不可思议的幻想，冷漠的世界也会稍微地温暖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