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年少时在燕园里度过的日子，发现很多事情是非常奇妙的。

比如说，那时全校教职工上下班的时间，竟然是由钟声来决定的。这口钟屹立于未名湖边上的一座小山之上的一个小亭子里，应该是一口青铜古钟，上面铸有铭文，是有点来历的。但是当时也未见得就把它当做古董供起来，而是每天用大木槌敲它，想起来大钟也承受了不少打击。

敲钟的工作是由住在办公楼的一位校工老大爷完成的。他的专职工作就是每天敲四次钟：分别是早上八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两点，下午六点。好像也不分春夏秋冬，都是这个时间。俗话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老大爷显然不是和尚（我们偷偷见到过他在食堂吃买肉菜），但是每天敲钟。

有时我们下午放学早，到办公楼我母亲的办公室做功课。等到快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尾随”老大爷去看敲钟。之所以说是“尾随”，因为他不喜欢我们这些捣乱的小孩子跟着他，影响他“神圣”的工作。所以看到我们必定驱赶。但是，他的耳朵有点聋，眼神也不是那样好，我们在他身后远远地跟着，他发现不了。来到距离大钟不远的小山坡，我们自然不会跟着走上去，而是“埋伏”在山下，一则不愿意让他发现，二则近距离地听钟声实在是震耳欲聋的，我们感觉声音太大了。我们观察过很多次，无论是否有人看他，老大爷都是撸胳膊挽袖子抡圆了力气敲钟，算是非常敬业的人。记忆中，他敲钟的次数是和时间配合的，早上敲八声，中午十二声，以此类推。

当钟声响起时，全校园都听得见，而且有一种别样的庄重的韵味。在中国古代寺庙里，讲究晨钟暮鼓，我们的校园里，只有钟，没有鼓。在朝阳冉冉升起时，钟声响彻校园；在夕阳缓缓落下时，钟声长鸣。伴随着钟声，校园的里教职工上班下班，学生们上课下课（课堂还有单独的铃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有时，在冬季，天黑的早。我们喜欢静坐在校园里的某一个小山坡上，只为了聆听钟声。在余音绕梁的钟声中，我们好像听出了并领悟了很多东西：肃穆，庄严，宁静，悠远，音乐，艺术，文学，…..

无独有偶，前些天翻看杨绛先生所著《我们仨》，看到书的最后一部分，钱杨的爱女钱瑗在病中回忆她年少时在清华大学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其中谈到，她家居住于清华大学时，闲时她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四处游荡，“走累了，一定到荷花池边，等对面钟亭的悠悠钟声，每天有工人定时来敲一口大编钟，通报时长。”看来，清华大学当时也和北大一样实行“敲钟制”。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敲钟的老大爷不见了，大钟也沉寂了，自然，校园里的人们也不再依靠钟声来校对时间了。那悠然的钟声已经化为历史，水过无痕。那口古钟还在山坡的小亭子里，围起来供游人参观。缺少钟声的校园，似乎少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