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10月份，临近我们在北大经济系硕士研究生最后一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要上一次教学实习课。在这节的课堂上，老师和学生的角色要互相转换：我们这些学生要担任老师，而我们的老师要暂时扮演学生，听我们讲课。之后老师们还要给我们打分，看一看我们是否具有作为老师的潜力。

没有上这节课之前，我的心里非常紧张。因为我们的老师：厉以宁教授、胡代光教授、杜度教授和范家骧教授不仅学养深厚，平时对于我们的要求十分严格，而且从入学以来，一直都是他们给我们上课的，这下子角色颠倒过来，真是不能适应。

我们要讲授的内容就是我们撰写的毕业论文，每人要讲一个小时。但是并不是简单地介绍论文，而是要向课堂上的所有人，包括我们的老师和前来旁听的同学介绍论文写作的基本背景，论文所涉及理论的主要内容和评价。我当时撰写的论文题目是《供给学派经济学》。上课之前，我忐忑不安地问厉以宁老师：“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呀？会不会老师们对我们的要求很高？”厉老师笑着说：“你想一想作为老师你该如何给学生讲课，你就怎样讲，不用紧张。”

那次课是在晚上讲的，好像是在一教的一个教室，除了我们的四位老师，我们要讲课的几位同学，还来了好多旁听的学生。一个可以容纳40—50人的教室坐的满满当当。气氛还很热烈，上课之前师生还一起谈天说地。现在想起来，当时包括厉以宁教授在内的老师们，还处于他们人生的中年时期，精力旺盛，教授学生热情也很高。而学生的人数呢，也不十分多。其实，这是很难得的师生互动机会。

我们班上的一位师哥先上去讲，他倒是十分冷静，把论文陈述的井井有条。但是期间，他经常低头看讲稿，有半天不做声的间断。之后其他同学轮流上去讲，我好像是排在比较后面，等我讲完，课程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下了讲台，我抖了抖手上的粉笔灰，向几位老师走去。胡大光先生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赞许地说：“讲的不错嘛！”得到胡代光先生的好评实在不容易。厉以宁老师对我说：“讲的很不错呀！以前是否当过老师？”之前，我确实有一段很短的教课经历。厉老师又评论我的师哥讲课说：“讲课的时候不能长时间看讲稿，不出声，下面的听众会不走神的。”其他两位老师对于我的讲课也表示了满意。至此，我的心才从嗓子眼落到肚子里。

1984年年底毕业之后，我留在了经济学院的国际经济系当老师，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教书生涯。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这次教学实习课是我登上北大讲台的第一课，令我永远难忘。当年听我讲课的老师们有的年事已高，有的已经作古。但是，他们的鼓励和教诲是激励我一直站在讲台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