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意的独处

——阅评《千家诗》第一首：程颢《春日偶成》

     原诗如下：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程颢，字伯淳，湖北黄陂人，人称“明道先生”，是北宋理学的奠基人。

   《宋史·程颢传》位于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道学（一），他排序第二，上承周敦颐，下启程颐。周敦颐乃其师，程颐乃其弟。可惜，程颢似乎比其师其弟都略逊一筹。以文名看，他的诗文创作大概远没有老师周敦颐的《爱莲说》名气大；以气节看，他所谓“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的坚持也全敌不过弟弟程颐“年逾五十”仍“不求仕进”的记录。幸好在这部《千家诗》中，他的《春日偶成》位列榜首，拔得头筹，多少能为他找回一点平衡。

    在《春日偶成》中，开篇的“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似乎只是例行公事的场景交代，其目的，不过是为了烘托“偷闲”之趣。但“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则可以串联出中国诗歌创作中的一系列有趣现象，我称之为“刻意的独处”。

    请特别注意“时人不识余心乐”一句，显然，程颢将作为自身的“余”，独立在了“时人”之外，“时人”不仅指“当前的人”，更隐含着对群体的象征，而“不识余心乐”则将自己从“时人”的范围中完全独立出来，以显示他对生活乐趣的独享与独解。

    可是，以上写法，却并非程颢独有。在我们所熟知的《醉翁亭记》中，欧阳修也曾高唱：“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将“太守之乐”从作为群体的“人”中独立出来，不是与“时人不识余心乐”如出一辙吗？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那句千古名言，我们就更加耳熟能详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自己独立于“天下”之外，无非是想凸显自己的见识高远。

    让我们说回诗歌本身。随手翻翻《千家诗》，这种将自己与旁人、乃至天下人对立、独立起来的例子，也不缺少。在《千家诗》中，有一首《题屏》，是北宋诗人刘季孙所作，其中有一句“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细读之下，这“说与旁人浑不解”与 “时人不识余心乐”不也十分相似吗？

    可是，细心的人也能发现，除了范仲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一种从时空上将自己独立起来的意味，程颢的“时人不识余心乐”也好，欧阳修的“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也罢，抑或是刘季孙的“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都只是在一种共有时间状态下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意境高低，一望即知。

    这让人不禁想起初唐陈子昂的那首名作——《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如果说，范仲淹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所创造出的“独处”时空跨度较小。那么，陈子昂所经营的“刻意的独处”则将时空距离拉至古今、天地之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似乎茫茫宇宙，只剩下陈子昂一人了。这首诗，又让人猛然想起《楚辞》里一首隔绝时空的独处之作：“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而同样是来自《楚辞》里的名作——“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相比之下，不过是将自己独处于“举世”与“众人”之外，缺少时空的跨度，意境自然逊色不少。

    由此看来，诗人在诗歌里创造“刻意的独处”，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将自己独立于现时之人与周遭之人外，如程颢的“时人不识余心乐”、欧阳修的“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刘季孙的“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楚辞》里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无非是为了显示个人志趣之高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