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央视《新闻1+1》以《漳州医院腐败，何以全线失守》为题，曝光了漳州医疗腐败案。主持人觉得，“医疗回扣、腐败窝案”，尽管人们早已不再惊奇。但一所城市市直区县73家医院，包括22家二级以上的医院，无一幸免全部涉案，涉及到全市1088名医务人员、133名行政管理人员，着实还是有些出乎意料。

其实，作为业内人士，对于此事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而令人惊奇的是从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和两高出台医药购销领域不正之风专项治理行动已近7年，新医改轰轰烈烈4年的今天，仍然存在如此严重的腐败现象，况且这还不是个案。确实值得反思？

1  药品招标制度行不行？

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玲教授直言不讳，现在的“招标实际上是虚标”，可能解决不了药价虚高问题。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也承认，招标也不是没限制，它一直在限制，但是限制不住。据业内人士交代，药品从生产到患者手中，要经历四关：第一关就是通过招投标程序，进入省一级药品集中采购目录，再进入地市一级卫生管理部门的药品目录，第三是医院要采购这些药品，第四个就是科室内医生诊疗过程中，要开具这些药品。通过这个涉案人员交代的情况，每一关都要进行公关。为了过招标这第一关，必须对组织招投标人员行贿，并通过围标、串标等手段确保中标。因此可以毫不隐瞒地说，招标是源头。为了既能中标而且以理想的价格中标，给攻破以后三关留足费用，必须下大注。

2  “双信封、量价挂钩单一货源”到底能不能挤出水分？

李玲教授认为，如果一个鱼池里面几条鱼死了，是鱼的问题，如果这个鱼池里的鱼都死了可能就得重新来建这个鱼池了，对此我们非常赞同。问题是李教授在找“鱼池”问题时认为出在“以药养医”，使得医院和医药营销以及生产企业接成了一个利益链。给出的办法是安徽省创立的所谓 “双信封、量价挂钩单一货源”办法，她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能挤出水分的方法。事实到底如何呢？

我们没有在安徽，不知道李教授的说法是否靠谱。但从我们当地看，按照安徽办法招出来的药，是价低的死了，价高的更高了，招标后价格上涨了，开始“限量供应”了，过一段时间就没货了，结果是基层没药可用了，病人上转了，基层医疗机构住院楼空了。

3   零差率到底能不能解决以药养医？

以药养医一直以来被某些主流专家认为是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祸首，也是用药腐败的根源。因此零差率就自然被当做不二的法宝。然而，我做过一个调查，一所县级医院实行药品零差率之前后一月，门诊人次、住院人次没有明显增加，次均药品费用仍呈上升态势。分析原因，核心是零差率只是减少了医院的加成收入，因为没有通过招标挤出药品价格虚高的水分，医生那部分让利依旧在，医生的用药冲动依旧在，因此以药养医（医生）还在。是故，零差率其实很失败。漳州事件不正说明这些吗？

4  药到底养了谁？

漳州事件告诉我们，从药品出厂开始，招标、采购、配送，再到医院用药，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腐败，而药厂、药品经营企业、医药代表和个别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也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因此过去我们一直在说“以药养医”，现在看来，这是一个误区。误的直接结果是加剧了医患矛盾，第二个，掩盖了“药品”问题的复杂性，也低估了医改的艰巨性，因此，我们应该从漳州事件中找到解决药品问题的办法，从而找到医改的新路。

5  他山之石

前年，我在报上看了一篇文章，标题是《香港医生为何不会开药拿提成》。我归纳原因有：一是销售链精简，药商直接卖给患者，没有中间环节盘剥；二是对医务工作者实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即高收入保障和对提成行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声誉前途损毁；三是严格的处方审核和药事委员会稽查。虽然医生有处方权，但药师有处方审核权，医院药事委员会定期对某种药品的使用量是否偏离正常进行稽核；四是医院药房定期公布药品使用情况的重要数据，供有关部门检查，一旦某种药品用量出现大的波动就会被公之于众。我觉得，这些能否成为我们下一步的借鉴？

我们国内的专家也有可行的建议，如国家经贸委原经济局副局长，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于明德认为，政府完全可以把药价更多交给市场调控。因为医药市场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竞争性的市场，竞争非常充分，这里面政府管制应该是最高限价的一道红线就足够了，要想把每一个产品都管住，这是不可能的。正常的市场经济药品价钱是涨不上去的，中国市场怎么能把价格搞上去，不恰当的行政管制促进了这种怪现象的发生。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认为：假如政府解除15%的那种管制，让医疗机构拥有自主权，他们可以到市场去挖掘这种便宜的进货渠道。

都说医改难，进入了深水区，为什么不能广泛听取更多的声音呢？但愿漳州沦陷能够为中国深水区的医改指出一条正确的路。（徐毓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