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卫东的父亲和我父亲同在医院工作，我叫他周伯。周伯是锅炉工，我爸是大夫，工作性质完全不同，地位也略有差异，但两个人却非常要好。

我父亲有诸多缺点，少有的优点之一是从来不摆小知识分子的臭架子，越是底层的人他越是乐于亲近。没事儿的时候他就去锅炉房找周伯聊天。有一次周伯说：“你看你这白大褂，我这儿烟熏火燎的，别弄脏了。”我父亲说：“没事儿，脏了可以洗。”周卫东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有明显的智力缺陷。周卫东的两个姐姐都正常，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他这儿偏就是个傻子。据我观察，傻子有两种：一种是蔫了吧唧型的，平时不声不响，没什么乐子可找；一种是欢蹦乱跳型的，总是不断地出洋相。周卫东如果属于前一种，我也就不戏弄他了，不幸的是他偏偏属于后一种，特别有戏弄价值。举个例子：学校组织学生看电影，看完电影，同学各自回家，他却要找个地方，把他在电影里看到的最让他兴奋的片段演上一遍，而且他必须演电影里的英雄人物。至于与英雄人物所对应的反面人物，如果没人配合出演，他就凭空想象，对着空气表演；如果有人配合演的话，他就再高兴不过，演得就更加投入更加动情。有一次，看完《侦察兵》，他说他要演王心刚扮演的那个我军侦察英雄，问我能不能帮他演一下被侦察英雄击毙的国民党狗腿子王德彪。我答应了他，于是我们一起去了河边。我问他怎么演，他说只要他一开枪，我就学着王德彪被打死时的样子倒下去就可以了。我让他先给我做个示范，他就做了一遍示范。我说一遍不行，得多做几遍，否则我学不会，他就一遍又一遍地学着王德彪的样子往地上倒，直到倒得满身污泥才反应过来，意识到我在耍他。他坐在地上哇哇大哭。我在他的哭声中哈哈大笑，笑得肚子都疼了，半天直不起腰来。若河水有知，一定会记住这一时刻，记住河岸上这两个孩子——一个傻孩子，一个坏孩子。直到今天我还在因一个问题而困惑：我小时候为什么那么坏？如果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人文的高度，也可以这么问：“人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个问题以后再探讨。接着说我和周卫东。类似的恶作剧，不计其数。最恶劣的一次，是我无缘无故把周卫东的一个黄军帽（他妈为他仿制的）从他头上薅下来扔进了一条臭水沟。他哭着跑到老师跟前告状，老师向我核实这件事时，我却信誓旦旦地坚决否认。我对老师说：“一个傻子说的话怎么能信呢？”结果老师信了我的话，反倒把周卫东训了一顿。周卫东最后哇哇大哭着走出了老师的办公室。可以肯定，小时候的我，不仅坏，而且阴。随着年龄的增长，良知渐渐苏醒，我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使是在小说或电影中看到人欺负人，我也会恨到把牙齿咬出声音；如果故事里那个欺负人的坏蛋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会在梦幻中对其施以酷刑。想起小时候在周卫东身上做出的种种恶行，我没有用当时年龄小来原谅自己，一直怀有一种深深的不可名状的愧疚和自责。小学毕业后，我上了初中。周卫东也上了几天初中，但很快辍学，此后我们再无联系。我上大四那年，暑假期间，他突然来我家找我，坐在我家长满黄瓜、西红柿的小院子里和我聊天。他还是那么傻，说话颠三倒四。他说他已经参加工作了，我问什么工作，他让我猜。我说猜不到，他很严肃地告诉我：“我现在是人民的勤务员。”经他解释，我才弄明白，他接了他爸的班，在医院里当了勤杂工。这事儿我爸早就知道，但从来没跟我提起过。周卫东说他明年就要结婚了，问我能不能参加他的婚礼。我表示祝贺，并表示一定参加，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很激动地站起来和我拥抱，仿佛我不是那个当年对他百般戏弄欺侮的坏小子，而是他久别重逢的亲兄弟。

第二年，他真的结婚了，婚礼是我父亲帮着操办的。我爽约了，没能参加他的婚礼——当时学校还没有放假，我父亲事先也没告诉我。

(作者 张望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