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中国的儿童，还是西方的儿童都有着追求自由与独立的天性。顽童的自由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由于顽童少受束缚，因而保持了健全的天性，获得自由；二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具有社会属性，顽童生活在社会中免不了要受成人、生活环境的限制，是生活的被动服从者，所以他们的愿望和情感会受到压制得不到满足。顽童们渴盼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渴求新奇与冒险，在玩乐与幻想中创造能让自由得到充分发挥的世界。如在《淘气包埃米尔》中，当埃米尔要戴帽子时，他可不像其他人那样说“我想要我的帽子”，而是说“我想要我的麻子”，不想用他人习惯了的物体称呼，而要自己创造一个新称呼就隐含埃米尔不想服从他人的愿望。埃米尔的执拗也表现出他想不受拘束的愿望，如当妈妈不让他戴帽子睡觉时，他立刻大叫起来，喊得整个勒奈贝尔亚村都听见“我要我的麻子” ，然后连续三个星期的晚上都戴着帽子睡觉，虽然不太舒服，但他却觉得也过得去，关键是，事情是按他的意愿办的；当七月八日侯而特福尔德平原有庙会，爸爸妈妈不带埃米尔去时，才5岁的他就敢骑着家里的老母马友兰独自去了庙会……再如郑渊洁笔下皮皮鲁受繁重的学习任务的压迫，没有放松娱乐的自由，“皮皮鲁飞一样两只脚把楼梯跺得山响爬上五层楼气喘吁吁地冲进家里，连水也顾不上喝一口，连忙坐到桌子前，把书包打开，拿出作业本，埋头写起来”，“老师留的作业特别多，皮皮鲁拼命写，铅笔用了五支了还没写完，皮皮鲁的铅笔还和普通铅笔不一样，有一米长”。^[8]正如《红塔乐园》中描述的那样“皮皮鲁上课时盼着放学，下课铃响了，又怕放学”，[1]在学校受束缚，回家也不得解脱。皮皮鲁和他的小伙伴们去了苏宇家，发现缩小喷雾器，就用缩小喷雾把自己变小后将玩具当游乐场尽情地玩耍。在马晓丹的妈妈误用黄色的固定原状喷雾喷了马晓丹和苏宇后，他们不害怕反而无比开心，深深展现儿童希望突破现实束缚的心理。

儿童们从顽童找到了自己，还找到自己想做但又做不成的事。儿童们在顽童的世界中找到打破生活常规的放纵感，打破惯性思维的惊奇感，找到梦想实现的幸福感，找到自己做主的主体感。中西方的顽童形象在更深层面上指向孩童对自由成长的渴盼，正如刘旭源先生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所说的那样“渴望自由，向往无拘无束尽情翱翔的土地，这体现了人类未来的指向，是对未来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种深情的呼唤。”(昆明经开区史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