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估计洋瓜不应是外来种，因为有些地方称它为仙瓜。在那个“粮食不够瓜菜代”的年代里，洋瓜就是填满肚子的主要食物。这种瓜因形如两掌合十，有佛教祝福之意，深受人们喜爱，所以有些地方又称之为佛手瓜。

在当年生活维艰的时代，洋瓜成了救命瓜，一片片一丛丛，洋瓜挂满了生活的希望，那时候物资紧缺，正是它的营养使人们有了奋斗的力量。

小时候我们都只知道洋瓜，在古城那个四周不见天的大山沟里，靠的就是这个叫洋瓜的物品养活着山里的人。后来参加工作到了一个边境线上的大山头，虽说是一个县城，但地方小生活也非常艰难。小城里的人也靠这个瓜养着，只是名字改叫做洋丝瓜，比老家的瓜多了一个字，其实还是一种瓜，一种味，一样的功效，一样的情怀。

小时候吃过的食物总是记忆深刻的，在物资匮乏、油水不足的年代，肉食、糖果一类的美食固然是我们美好的向往，普通寻常的果蔬却是我们最基本的食物。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洋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下饭菜，细细一想，我们与洋瓜相连的记忆真是不少。洋瓜不结或还不成熟的时节，我们也只能在山上找寻可以充饥的野果。

生产队里公粮交完后，上交的余粮少，集体平时副业收入也不多，所以生产队里能分给每个社员的钱也非常有限，有的年份一分工分还分不到一分钱，这样国家在分配计划里，每年分给社员的一斤糖票和一丈二尺的布票往往也无力购买，就那样当了废纸。改革开放许多年后，我亲眼所见的一幕曾让人感慨，那是一张只穿三点式的画报前，老头对老伴说：“要是当年兴这样就好了，省了我到处找羊皮羊毛和棕毛做蓑衣。”

海拔一千八百多米的山头上，满山坡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机关单位、学校和部队，单位和住房周围生长着无数用“棚”作单位的洋瓜，用坚硬的树丫作支撑，上面横七竖八架着竹子，洋瓜藤就爬在上面，透过竹枝，洋瓜就掉在架上。由于远离城市和交通不便，从内地来的食品无法供应小城的人们生活，我们工作人员国家一个月供给二十七斤大米、四两香油和一斤猪肉，猪肉是从四川省运来的冷冻猪肉。大米一角三分八厘一斤，猪肉一元三角一斤。县城里也没有市场这样的交易场所，再说农民普遍贫困，生产率低，政策也不允许自由交易，机关单位人员吃菜也是靠自己休息时间里种植。要感谢当时的县委和政府领导，他们作出了改变贫困地区生产生活面貌的重大决定，允许农民生产出售农产品，机关单位人员带头养猪，积极改善生活水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县领导亲自扛起锄头到河边开挖橡胶种植坑，为后人栽下了成千上万亩摇钱树。

在世事的常理中，土地越贫瘠，生存越艰难的地方，有想当皇帝的那种冲动的人就会越多。然而在这方边地，大家在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凭自己的双手努力改变着贫穷落后的面貌，在脱贫攻坚大潮中率先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很多年后的那个日子，我又一次来到这个高高的山头，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在曾经长满洋瓜的那些地方寻找当年的记忆和看望曾经支撑我们生长的那些救命瓜。山还在，只是变了模样，土地上多出了许多物件。

人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吃饱的时候往往记不住饿的时候。现在市场繁荣，物品丰富，加之人们口袋里可以使自己的腰直起来的那个叫做钱的东西多了，对公共资源的节约和合理使用不再当回事了。“物以稀为贵”这话一点不假，市场上卖的洋瓜也到了五六元一公斤。“这瓜无论是煮还是炒，要放点新鲜肉或是腊肉才好吃。”他们说的对，以前能有点盐放就吃的香甜可口了，关键是那个时代的肚子不挑食，舌头能纳百味。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吃，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几千来，中华文明里有吃的文明，它把文化与人紧紧地了联系在了一起。“人为财死，鸟为食忘”，因为食多少生命离开了躯体，财又把多少人送上了不归路。如果人都能像洋瓜一样抱有一颗平常心，给一片空间就自由生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不惊，做最好的自己，放下对财的贪欲，“便是人间好时节”。

美食总是让人记忆深刻，洋瓜作为救命瓜久久地留在一代人的记忆里。

那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普洱市思茅区李群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