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人民文学》第11期上发了一篇刘心武同志创作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这篇小说。我用这个题目只是想记录一些杂感，并用以感谢几位班主任给予我的教育和帮助。

一

杨惠芬老师是我进入学校读书的第一位老师，开学那天是母亲把我交到她班里的，我成了她班上的一名学生，南京村小学也便有了叫我这个名字的人。

那个时代学校没有食堂，伙食都是师生自行解决。下课了，中午饭是和杨老师混吃的。至今，我还记得杨老师在火煻边用小口缸炒花生的场景，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花生。英国人约翰·洛克说过：“幼小时所得的印象，哪怕极微极小，小到几乎觉察不出，都有极重大极长久的影响。”也许这就是启蒙教育的重要性之所在。

在当年，南京村没有公路，杨老师从条件较好的勐大来到古城的山嘎啦里是非常不容易的，把我们这些从泥巴田里捞出来的人教会用笔写字也一定费劲不小。几天后，杨老师火煻旁边的一根柴倒在地上，她问我像什么字？我说晓不得。她说是前几天才学的“一”字呀。我想，这才几天的时间这“一”字怎么就长大了许多呢，原来“一”字出会像家里的小面瓜一样长大。

表弟我们俩人在上学的半路上用小竹子枪打蚂蚁而错过了上课时间，并且还撒了慌。其实课堂上不见我俩的影子，早有同学如实作了报告。杨老师只说了句“以后不要说慌话了，要按时到校。”这处理方法有点像《平凡的世界》里班长在组织学习《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好》时孙少平在低头看小说《红岩》的情节，班主任只是静静地把书收走了，下课以后把他叫到宿舍，把书还给了他，只说了句：《红岩》是本好书，但以后你不要在课堂上看了，去吧。小说中的这个班主任是很有智慧的。我想，其实在人们的生活中常常有一种没有语言的语言，那就是心灵的感悟，一种比语言更高层次的精神自觉，教育就是要培养这种自觉。

二

叶金泽老师是我入初中的班主任。我们升初中这年他刚好从思茅师范毕业，挑着很简单的生活用品来到了南京街的大山里。所谓的初中，其实也就是在小学里附设的初中班，学校地址和老师基本没有变，科目也只是语文、数学、政治，我们学生手里也没有初中的课本，任课老师到县城里找了一本旧课本，上课的方式是他们读课本我们听声音，两年的初中大部分时间是早上上课，白天回家劳动，一年也要挣上千把分工分，这样的时间倒也过的快。

叶老师教语文和政治两个学科，他教的十分尽心。“教育的真谛不在于发现孩子的错误之处，而是赏识他们做的对的地方。”在这方面叶老师真提认真践行了，对于我们学生的每一点进步和每一个闪光点都得到他的肯定。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感染着我们每个同学，给我们传导的信念就是虽然贫困但不能失去积极进取的动力，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

小学几年晚上自习时照明用的都是靠自己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或是松明火把，他来后带领我们砍柴卖给粮管所等单位，筹了点班费买回来了一盏汽灯。这样晚上自习时一个教室用一盏汽灯就够了，教室里也不再是火烟薰天，师生的脸上也清洁了一些，教室的墙壁也没有再继续暗下去。

当时整个古城乡有两所附设初中班，另一所为乡中心小学。两年后我们毕业了，在参加镇沅一中高中招生考试，我们学校考试成绩还不错。叶老师也被调到乡政府当领导去了。后来岗位换了几处，地点也换了几个，职务也越来越高，但他对曾经教过的学生态度从未变过，每次去拜访他也总是那么客客气气，对我们的每个问题也总是站在国家大局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层面上有理有据，完了还不忘补充一句，这只是建议。

哈佛有一位校长曾说过“教育的目的不是学会一堆知识，而是学会一种思维。”叶老师给我们的思维其实早已经隐藏他的整个教学过程中，只是我们没有用心罢了。他给我们传导的那种农家子弟也要有出头的决心和信心，“不吃苦，不有福”，他的话我至今记得。

三

敬远学老师是我高中时的班主任。对于我来说读高中是一件痛苦的事，比起小学和初中是一点快乐也没有，但一生的心智却是在这个时段形成的。高中的苦起因主要是两个层面，一是农村附设初中来的学生，知识的欠缺量太大，前面该懂的知识不懂，后面的知识当然听不懂；二是家里太穷，支撑学习的力量不足，这点与《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和郝红梅差不多。如果不是得到每月3元的助学金支持我可能无法坚持学习，如果不是得到初中毕业就应招到西双版纳勐捧农场就业的杨春刚同学的50元15斤粮票资助和同班级李荣芬同学的无私支持，我可能坚持读不完两年的高中。

高一下学期的时候，贫穷的日子不支撑自己的肚子读书，自己批准自己离开了学校。一个星期的日子不算多，那个时段刚好我们村自己动手建设一个小水电站，每天12个小时以上的劳动量又把我从工地上赶回到了教室里。如果不是这个正确的回归，现在村子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名单中一定有我的名字，肯定不会是非卡户。对这个逃跑的时间和学生，班主任敬老师未作任何形式的批评和归后算账，依旧深信如前，这大约是一种教育的智慧，是基于对学生的了解之上的智慧，唤醒人的内力觉醒是最好的教育，灵魂深处告诉自己今后再也不能当逃兵了，坚持熬过此时的艰难必有光明在前头，相信阳光每天都是新的。

墨子把知识分为三类，即“闻知、说知、亲知”。在敬老师的语文课堂上，可以发表不同的想法，在一次的课堂上他没有说服我，我也没有说服他，此时我看到了他出自心底的那种欣慰，这是一个智慧教师的宽容和真正意义的教育。教育需要智慧，苏格拉底说“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太阳，主要是如何让它发光”，这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受教育者在离开学校之后还能更好地生存。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可以看到这样多的书是在敬老师的办公室。他住在校外，学校在教室的尽头给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你有空的时候就到我办公室多读书”，他把钥匙交给我的时候，就这样一句话。课后的许多时间我就在这样的一间办公室里享受着孤独，在和书中的人物对话的时候，提升了自己的情感世界，真有种“世间好语书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的感觉。

心中铭记班主任敬远学等一帮老师和高23班全体同学，是他们使我从苦难中走了出来。

四

周丕智老师是我读师范时的班主任。然而就在2020年6月7日这一天，高山低头，流水不语，松柏含悲，亲朋飞泪！周老师因病去逝了，生命的旋律定格于74这个数字。因远在阿佤山，未能前去送恩师入天堂就职，心中有愧周老师对自己多年的教育和相助之恩，好在有9位居思茅的14班同学替我们远在外县的学生前去送行。

那年我是光着脚从大山里走出来的，一天两头黑的脚力把我送到了县城。四天的车程，一路尘灰，把我送了学校。到校后碰到的第一位老师就是他。报上姓名后，他说，你在我们班，你就任班级劳动委员吧。看来农村出来的适合干这个，再说也是班级的“领导班子成员”之一，不能推辞，这是班主任的信任，后来这个职务成了终身制的，一直干到毕业。

对于师范生来说，学会思考和悟道怎样教，比掌握知识更需要理性。今后你们出去教书，不能把学生整成学习知识的机器和“奴隶”，不能让知识的“栓块”堵塞了进步的经络，知识一辈子学不完，掌握学的技能才是关键，周老师的话我至今记着。在出来工作后，我一直反对死记硬背，知道这个材料在什么地方，用的时候知道如何去查找就行了。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有谁的脑袋能装下世界的一切？这种想法和周老师的教导有关。现在的教育使学生两头不见天日，不准出校门，一天的睡眠时间六小时都保证不了，何来的健康国民？

师范两年，靠的是学校每月24元的生活补助解决了肚子之问题，其它零用的钱么就靠假期打点零工。这零工也是周老师帮联系，并和老街子队的领导求情多支付给一点。读书中途只回过一次家，并不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只是回家的车票要一手交钱才能一手交票，我不交钱哪来的车票。家成了乡愁，它在那头，我在这头。

民间有话说是越冷越刮风，越穷越见鬼，屋漏偏逢连阴雨，人生大约必须拥抱痛苦，就在这样的穷日苦月里，每个学期偏要到医院报到一次，一住就是一个星期，药费也是靠周老师和14班的同学们从口袋里掏出的邹巴巴的一张张印着无数个指印的小钱支付的。毕业几年后，《澜沧报》发了我人生中的第一篇散文《澜沧情》，对这一段过程有感情记录。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周老师一生中半辈子奋斗在教育教学工作的第一线。肉身远去了，但他为人忠厚、襟怀坦白，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生活节俭、艰苦朴素，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的风范影响着弟子们，他那种孔子风范，万世流芳的形象永不泯灭，他那种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作风，严于律已、为人师表的风范将永远铭记在我们每一位同学和同事们的心中。

五

郑坚老师是我工作时的指导老师。毕业了分配到一所边地中学教书，名是教书，充其量只能算一个边学边教的人，教育需要艺术，教学也需要技术。

还好的是学校为我们新入职的人员安排了指导老师。郑坚老师是五十年代初进阿佤山的老前辈，在县小学任教，59年创办初中时他从县小进入一中。每一节课该如何教，知识点要抓住那些，要拓宽些什么内容，他都一一操心。外出学习时一般来讲，一个学校一个专业一般只一人参加，他都建议学校让我也同行参加各种培训学习和教研活动。

在进行课堂教学时，教师不是“讲”而是“导”，要让学生体验到学习的成功感。郑老师的教学深得学生喜欢，其实每一个学生的心里都有一本帐，记载着对自己任课教师的印象和感觉，每一届学生的交流和评价中都有一个永远的和难以回避的话题，那就是“我所喜欢的教师”，治学严谨、有爱心、表率型、会赏识的老师学生喜欢，学生评价郑老师像慈父慈母一样，这大约是源于他有抚养孩子的经历和体验，那个时代在阿佤山人们的生活都十分艰难，他知道抚养一个孩子的甘难辛苦，所以对待学生表现出非常的关爱和耐心，体现出一种父爱。

在教育中郑老师深信美国心理学家威谱·詹姆斯那句名言：“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加以赏识”，他任班主任的班级学生很少出现各类问题，也许和他的大度，不斤斤计较，不耿耿于怀，严于律己，宽以待生有密切的关系。郑老师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要总是把生活里的风风雨雨刻成光盘存储在主板里，开打主屏感受温暖的阳光。要让学生心里有阳光，首先得教师自己心里有阳光。

从遥远的大山来到边远的大山，工作和生活都需要克服诸多的困难。如果说教学上对我的指导是出于对学校工作的负责，那么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就完全是出于一种无疆的大爱。郑老师做得一手好菜，这一生我能把自己吃得站不起来也可能只有在他家，不分天数地在一个家里吃饭也可能只有在他家，最让人不能忘记的是宰一只鸡吃也要先看我是否在学校，那种关爱、那种厚爱永记心中。郑老师的爱人黄成英老师在县小教书，也深得学生爱戴，对我有母亲般的情谊，黄老师的事迹县志里有记载。只是因为疾病夫妻俩离开我们已经好长时间了，但在我心中时刻像想起和怀念我亲生父母一样记着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是我在阿佤山的再生父母。

六

周丕勇老师是我参加工作时单位的领导。他1966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后分配到西盟县委工作，国家恢复高考后学校需要老师，1978年因县一中缺语文教师，他参加辅导高考，1979年从县委调入一中任教导主任，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努力使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有非常在的起色。周老师后来历任县一中校长、教育局局长、副县长、思茅师范学校校长。

当我们看到的世界大了，才能更加宽容，才能更加坦荡。我们常说打通“最后一公里”，那么教育的最后一公里在哪？在教师和家长之间？还是教师和学生之间？或是其它？我们到学校后，在他的领导和指导下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有一种心灵上的宽松和对学习、教学的责任感。

他是领导更是一线的教师。做着领导繁多的事务，上下左右，里里外外，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需要考虑和处理，可他在一线上课的课时量也和其他老师一样，同样是两个班的语文课。那个时代没有超课时等的工作量补贴，凭的是一颗对工作负责，对学生负责的心，是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是改不了的初心。

当领导就是担当和为教师排忧解难。若有工作太多做不开的时候，他有时会喊我到办公室帮他做适当的事情，对他的担当，对他心怀职工的情怀有所知晓。作为领导他目中有人，教职工的冷暖他自知，谁家有困难了，谁家闹矛盾了，他心中有数和关心到位，以至多年后人们谈论起来也常挂在嘴上说：“人家周老师当校长时……”

当领导就要模范地遵守制度。在学校的发展历程中，在他任职后可以查到该有的档案，他在的主持下学校有了许多规章制度并按规章管理学校。制度是发展的保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校长的他，制度里规定的条文，他是一定带头遵守的，领导主动自律了，职工也就跟着做了，这种光明磊落处处体现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他当领导有容人之量。他不会妒贤嫉能，且心胸宽广，我们职工有做不对的地方，批评几句后依然信任如初，不会一棍子打死。有些问题，站在自己角度上往往怎么想也是自己有理，别人没理。可周老师善于从职工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许多时候他不会抱着争输赢、论高低的心态去处理矛盾，这样许多矛盾就容易得到妥善处理。

多少年来，不论是工作距离变远了，还是职位升高了，他对我始终关心如初，还有他的爱人曾任县委宣传部长的江宗祝，时常问候我和家人的情况。人的一生总是欠别人的太多，一路走来，多少亲朋长辈事事关心，处处关照，才在艰苦的日月里也过得自如。只有心怀坦荡的人才会总把别人的冷暖放在心上，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下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支撑的社会主义制度大厦一定会更加璀璨。

有句话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那么师德就应该是教育的光辉。如果说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么师德就应该是教师的灵魂。几位班主任光明磊落的一生，那种对事业的执着和用心，给我们的不只是工作上的那种“阳光普照与暴风雨，不过是天空表情的不同而已，而不管命运是甘甜或苦涩，都应该使它成为最好的人生粮食”，高尚的师德更是给予了我们心灵上的温暖，在我们的心田里种上了庄稼，除掉了我们心灵旷野中的杂草。试想如果杂草占据着心田，就会把人心搅乱。要想让自己心灵洁净，不生杂草，就需要用高尚的灵魂去占据它，像我们的几位班主任一样。（云南普洱市李群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