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作者准备离职，求各路英雄推荐饭碗。另，前文《桃花岛和黄药师的政治隐喻》中“沆瀣一气”使用不妥；《在中山大学就读是怎样一番体验》中把昭关误记为韶关，公冶乾误记为风波恶；感谢多位网友慧眼指出。）

章太炎有本很著名的著作《訄书》，此书在1899年辑订时，开篇是“尊荀第一”。尊荀，就是尊尚荀子。问题不在于章太炎把“尊荀”排在第一，而在于他把“儒墨”排在第二，也就是说，讨论儒家和墨家分别的大问题，居然不能置于全书开篇，反倒要列在“尊荀”后边。前人著书十分讲究体例，这种排列，令人震惊，但也可以窥见章太炎对荀子的评价之高。果然，后来重订，章太炎就改了篇名，变成 “原学第一”、“订孔第二”，“儒墨”放在了第三。订孔，就是评价孔子的学说。在这一节里，章太炎说，荀子的学问超过了孔子。

荀子的学问有没有超过孔子，这里不评判。但无疑，荀子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是儒家，但他的两位入室弟子，韩非和李斯，都成了法家的祖师。儒门下能产生法家，是因为荀子的学术有其特殊性。一是空间上的特殊性，二是时间上的特殊性，三是荀子本人的特殊性。三种特殊性的结合，造就了千年无两的荀学。

两千年后，谭嗣同《仁学》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谭嗣同的说法当然太偏激，不过，荀学的影响力也可见一斑。

荀子生于战国末期。当时东西方诸国有极大的文化差异。不算南方的楚国和北方的燕国，齐国在东，秦国在西，赵、魏、韩在中。从文化格局看，越往东，学术越兴盛。东方是春秋时代的齐鲁，礼乐学术都在这里，稷下学宫鼎鼎大名。西方以前是蛮貊之邦，不开化，孔子西行都不去秦国。正因如此，秦国没有太多历史上的包袱。一个国家的文化积累越深厚，制度变革的阻力往往就越大。秦孝公用商鞅之术，废井田开阡陌，数年国富兵强。但这种做法很难在齐国推行，因为井田是传说中的上古三代之制，孟子还盛赞过这种制度。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法家学说大行其道，当时叫“刑名之学”，代表人物是申不害、韩非。申不害是郑国人，后来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成为韩国人。韩、赵、魏都属于以前的晋国，它们和秦国都是法家学说的试验田。秦晋之地，充满了务实进取的精神。

荀子就出生在三晋之地。他是赵国人，15岁去齐国游学。一方面，学到了东方的礼乐学术，将其精髓纳入囊中；另一方面，他本身有三晋的务实精神，在学习东方的儒术时，能深刻认识到其弊端。《荀子·非十二子》一一批判了诸子百家的学说。荀学是不同文化土壤上的思想，经过剧烈碰撞后产生的。

荀子的时代，天下兼并已经开始了。富国强兵的学说，成为流行的思潮。很少有人再倾心于注重历史文化精神的儒家学术。因此，荀子的两个徒弟，韩非和李斯，都没有继承到他儒家精神的一面，只继承了他务实的倾向。荀子虽然务实，却不失理想主义。他认为秦国在政治、风俗上是先进的，但也批评秦国没有文化思想上的巨匠（无儒）。韩非、李斯只能肯定前者，却没有认识到后者的重要。李斯后来劝说秦始皇“以吏为师”，乃至焚书坑儒，也是这个原因。苏东坡《荀子论》说：“荀子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

究其实，在于法家的学说过于急功近利，缺乏理想主义精神。曾巩《筠州学记》说：“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其间的不同，正是儒家和法家的区别。儒术和刑名之学，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刑名之学好比猛利的补药，儒术则类似运动锻炼。身体极虚弱的人，需要服用大量补药，却不宜靠运动来恢复身体。而一旦元气恢复，再进食补药反而有弊，依靠运动锻炼倒是好办法。秦国之所以能得天下，正在于秦国法令的繁复与严苛。而秦国失天下，原因也在此。所以贾谊《过秦论》里总结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到了汉朝，经过文景时代的休养生息，武帝时代，社会的元气已经基本恢复，崇经尊古就成了大势所趋。一个时代一旦富足，理想主义的精神就体现出来了。

荀子激烈地反对百家学说，包括儒家的先贤孟子。但荀子对孟子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原因。假如荀子出生在孟子的时代，他就未必会反对孟子的学说。孟子的时代，杨朱墨翟的学说盛行天下，孟子要高举儒家的大旗，就不得不反对杨、墨。而到了荀子的时代，在乱世传承孔子的真精神，就不得不反对十二子。所有高明的议论都不能空发，而要切中时弊。

一个时代盛行什么学风，往往要到几十年数百年之后才能看出来。当时的人，却容易对此视而不见。荀子和孟子都是极有远见的思想家，能够透过时代的重重迷雾，看见时代学术风气上的弊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