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系为《大学生·中国校园》9月期写的专栏“断奶”，刊文有删改，此系原文。）

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不会擅长为生存而斗争。

2009年初夏，我离开郑州去北京，在六环外的亲戚家住了一个晚上后，我去投奔同学老刘。公交车上，我用手机查“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播乙肝”，老刘有乙肝。我接下来的几个月要和他同吃同住。尽管冒着如此风险，我还是宁愿住在老刘那儿而不是亲戚家。有亲戚的照顾仍意味着我在生活上没有完全断奶。

第二天，我出现在清华大学校医院，我想校医院会比外面大医院便宜点，又比小医院正规。医生看了我的化验单说：“有抗体，不用再打疫苗了。”出来后，我先草草逛了清华和北大，也算是去过大陆最高的学府了。然后迅速找到一家网吧开始海投简历。就这样，我的断奶历程正式开始了。

老刘的断奶经历比我残酷得多。他是2007年的夏天末来到北京的。历秋至冬，老刘从一天三顿变成一天两顿再变成一天一顿，从一天睡8小时变成16小时。几乎所有的单位都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老刘大半年没找到一份工作。坐吃山空，看着兜里的钱越来越少，心里渐渐生出大恐慌，人也越来越颓。“我白天起床后，打一会儿游戏就睡觉，睡到同学下班，蹭他们的饭，晚上再打游戏，打完接着睡。”老刘不是爱打游戏的人，但那时候不打游戏就要时刻面对恐惧和绝望，只好借打游戏转移注意力。

在北京，任何人都可以生存下去。你觉得绝望，是因为你没有把住它的脉搏。翌年春，老刘就顺利找到了工作。“我那时候才知道，在北京，有人职业就是替人抽血体检。我花一千块，找了个枪手，过了体检这关。”

老刘住在唐家岭。5年前，搞IT的人基本都知道这个地方，今天恐怕不多了——那里拆迁了，IT行业又是人才更新换代极快的地方，许多人北漂5年之内就会离开。我问过这两年刚毕业的IT从业者，他们只知道上地，不知道唐家岭。

我自己卡上的钱在一点点变少。信心也在一点点丧失。到那里的当天晚上，我第一件事是办北京号，第二件事是理发，要一切从头开始。理发店师傅说：“纯手剪10块，剃刀推5块，要哪种？”我一怔，北京物价这么低，剪头比学校便宜一半还多，豪放地说：“纯手剪！”当时感觉自己好大方。第二次就是剃刀推了。没有捱到第三次，第二次头发还没有长长我就撤了。本来想再坚持两个月，到九月直接去广州读研，没坚持住。

我是研究生复试通过后来北京的，只打算做几个月兼职。另一个在唐山做暑期兼职的同学告诉我，你要做兼职就不要说自己是本科毕业，更不能是好大学的本科，你说自己高中或中专毕业，工作就很容易找。我放不下面子，没那么干，每天顶着大太阳跑来城里面试，再筋疲力竭地在暮色中返回唐家岭。人才市场也跑了无数遍，后来算是明白了，人才市场其实是最没有人才的地方。看上去黑压压一片人，但任你随便拉出来哪个，都不会是人才，真正的人才不会出现在叫做“人才市场”的地方。

钱先从卡里变到箱子里，再从箱子变到兜里，在兜里从红变青再变黄又变绿，依然没有单位要我。仅有一次差点成为例外的是，有家互联网公司某部门主管和我聊得还不错，在面试快要结束的时候，问我一本专业书籍作者是谁，我想了想说：“作者姓孙，好像是——对，孙继海。”他噗嗤一下笑出来。后来就没消息了。回去路上我想起来孙继海是个踢球的。

我从打鸡血捱到毫无斗志。再往后，我生活的主要内容从跑城里面试变成在唐家岭一带散步和玩手机上的小游戏。贪食蛇、接水管、俄罗斯方块三年来的记录被我在这两个月内一次又一次刷新。中间有几次朋友出差来北京联系我，我推说忙，其实是没钱。

我很对不起老刘。我在北京待了两个月，老刘从小三阳变成了大三阳。因为我每天夜里打游戏看小说和在网上写日志严重影响了他的睡眠。出租屋的房东也因为多住了一个人而整天嚷嚷不满，说人多把洗手间用坏了，要我们加钱。临走时，老刘对我说：“回去别告诉其他同学我在北京。”我惭愧地说好。这是我唯一能帮老刘的了，就是不再给他添祸害。

这次断奶经历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极深地影响了我对于生活的认知。断奶的痛苦有如蝉蜕般无可避免，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人面对天风海雨时依然能牢牢把控住舵盘的意志。每个人终将独自去披荆斩棘，没有依恃，没有凭借。

唐家岭的暮色血一样红，映照着无数北漂的挣扎与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