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代表人类社会某种文化的，大概要数社会观念和文化学者所著的那些书了。但社会观念和所著新书是有区别的。社会观念往往指在过去某一历史阶段、甚至漫长历史阶段业已形成的固定见识，它具有滞后的特点；所著新书则指承前启后的一种新见识，它具有前瞻倾向的特点。社会观念（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社会智力）具有广泛化和定式化，几乎人人能感觉得到；而所著新书则具有被人看得到或看不到的不确定性。就一般来说，社会观念的作用远远大于书（个人）的作用，何况，由于在社会观念的构成主要内容中有人们生存最重要的因素即利益因素，因此，这一充斥了生存利益因素的社会观念，更可以把文化学者所著的新书比下去，使之显得渺小无比。

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半部论语治天下”，还有一句古语叫“一支笔胜过千军万马”，可见“书”的作用也并非那么渺小，甚至是高大的。

那么如何来解决上述两种不确定性呢？这在古往中国的二三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大概是没有形成任何制度秩序来破解这个历史难题的。只有身处于当代世界的人类文明中，我们才了解到有这么一个人类术语叫制度性包容。为什么要有制度性包容？因为现代人类学告诉我们：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彼此相生相养和觉悟早晚的一体性特点；中国先烈们所说“杀我一人，还有后来人”便有这种意味。中国文化塑造的“人死而魂不灭”思想，从现代思想史发展的角度上说，也属于一体性。早有哲人指出：愚弄他人便愚弄了自己，“有什么样的政府便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以及古人云“亡国非亡于君而亡于民”，都反映了从古至今国家属性的人类一体性。

但是，中国晚清因没有产生国家观念而无法形成国家一体性的观念（自诩“天下”体系中的“文明中心”天朝），它是故往长期以来固有社会观念排斥所著新书的一个典型历史阶段。这种排斥，充分反映出了笔者上述的那些观点。

晚清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和徐继畲相继写出了介绍欧美国家情况的《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但是，两位作者和两本书分别被谩骂成“溃夷夏之大防”和“不知有何心肝”。当时在清廷“南书房行走”的郭嵩焘看到了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也认为此书“有点过”了。但在二十年之后，当郭嵩焘作为清廷第一任驻外公使踏上欧洲、进入了英国，他才懊悔当初对徐继畲的指责。他在日记中大致这样写道：徐继畲对欧洲国家风貌的介绍，只是皮毛。确实，两位前辈听人叙述和郭嵩焘亲历所见，是有很大区别的。郭嵩焘把所见所闻，按清廷命令，写成日记寄回国内。但这种亲历之见，只成为了郭嵩焘“事夷”和“汉奸”罪证，被骂写蛮夷先进是“长他人志气”。郭嵩焘撤职归国，已经刊印的日记式新书《使西纪程》遭到毁版。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进士出身、寓居上海的冯桂芬写了一本《校邠庐抗议》。在上海租界看到了欧美国家先进缩影的冯桂芬，在此书中就清朝的内政和外交改革提出了很多进步主张，但此书大概仅仅被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看到之外，再无影响范围。又二十年之后，在光绪皇帝主持的维新变法期间，清廷才发谕再版《校邠庐抗议》，使之成为清廷“干部读物”，发往各个衙门，但仍被一些高层权臣嗤之以鼻。这些人认为，对付列强枪炮的手段可用历史上早已有之的“藤甲兵”——这不是笑话，史笔记载，此几年后的京城义和团排外战争，就有清廷御史请五台山和尚施以“缩地法”攻击沿海的外国兵舰和“经血战”攻打西什库教堂。

晚清著名官僚学者黄遵宪于1877年随清廷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此后十年，黄对日本社会的现状和“明治维新史”作了详细的分析和介绍，于1887年写成了五十余万字的《日本国志》。成书之后，黄遵宪把此书交给北洋大臣李鸿章并请予刊印，但也许同样缘于观念性屏蔽别国先进，李鸿章只说了这么一句：日本改革，只形似而非神似，便把它束之高阁。在晚清中国对他国屏蔽、拉黑之际，日本正在睁大眼睛、有饿虎扑食之势。甲午一战，李鸿章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在惨败之后，清廷才翻出了已束之八年的《日本国志》，于1895年末正式刊印出版。时任总理衙门章京、后因主张“剿灭义和团”而被清廷处死的袁昶曾说：“此书稿本，关在总署（即总理衙门），久束高阁，除余外（职务便利），无人翻阅。甲午之役，力劝翁常熟主战者为文廷式、张謇二人，此书若早市，令彼二人见之，必不敢轻于言战，二人不言战，则战机可免，而偿银二万万可省矣”（笔者注：把责任推罪于个人，是中国人的制度性思维习惯）。一本书是否可以避免一场战争，这值得商榷，但因历久弥坚的社会观念而去屏蔽、拉黑他人、他国，却是晚清的表现常态；把有屏蔽和拉黑他人习惯的人称为“自大的夜郎”，一点也不冤枉。梁启超读了《日本国志》后说：“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他进一步说：“其言十年以前之言也，其于今日之事，若烛照而数计也。又岂惟今日之事而已，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顾犬补牢，未为迟矣”。梁启超仍期望那些用固有社会观念拉黑新知的行为成为“吃一堑长一智”的“未为迟”的今昔之鉴。但是，社会观念一旦形成便具有了惰性和顽固性，大概是此时刚离开广州万木草堂、新进京城的梁启超所无法体会到的。

晚清官场必须一方面唱着天朝赞歌，另一方面引进和享用欧美国家的先进产品，才能称得上“爱国”，但这仍没能逃过视之为“以夷变夏”的另一些“爱国”分子早已睁大的雪亮眼睛（对外屏蔽对内眼睛贼亮，即历史术语“专于内”）。实际上说，在国和君这种文化概念还没能搞明白的晚清，爱国一词只成为了令后人哭笑不得的一个虚拟词和工具。说别国先进，就会被扣上“汉奸”帽子，这一舆论风气和思维习性始于晚清。

学者著书的见解不能为社会服务，只能进入库房或成为碑文，这也许是两三千年历史性中国学者的悲哀。在这点上，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是最典型的象征。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统治者看到了文化人的这种悲哀，因此他们很“反现实”地一再把孔子捣腾出来，以示“书本”一直在为现实社会服务，封建统治者表现出很反向的固执。

2017年1月11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