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力提倡传统文化已见显著舆论效应的今日，我们愈来愈注意到，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制度及行政架构来说，起到了更甚于思想政治的作用。历史文化的这种延续性，当代如此，古代也如此。

   对于明末清初入主中国的满清政权，大多数历史学家对满汉不同文化相融的解读是：历史现场满清在统治中国的进程中，主观上企图满化中国，客观上反沦为汉化。这在历史所必然存在的逻辑上是讲得通的。

   一，由于文化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满清作为“入主中原”的统治者是不可能放弃自己满族文化的认同感。清初几代皇帝尤其是雍正皇帝，一直在强调其民族文化优于汉族文化。

   二，满清作为中国北部边疆的一个游牧性少数民族，在人口和历史文化的悠久性上，是无法和汉民族相比的。但作为统治者，要了解及统治这个庞大的民族，就要“亲口尝尝这个梨子的滋味”。正是在尝的过程中，在为我所用中逐渐迷失了自己（历史学家指出：两者文化本身差异并不大）。这是一个客观汉化的过程。

   从历史来看，满清（即后金女真人）作为中国的一个边疆民族，它一直传承着与汉族中国打交道的历史文化。我们从辽金史中知道，辽国契丹人和金国女真人一直是鄙视南部宋朝（“大宋国”）的汉族文化的，几乎就是很自大地把它视为“懦弱文化”。只是在万难避免的“国际”交流中，才懂得了“华夏”、“中国”在文化上的意义，各自抢夺着“华夏”正统地位，并很正能量地自诩为“中国”即“中央之国”，以获取人民大众（国家内涵）对辽金政权的认同（史实中宋朝政权确认了自身“朝贡国”的地位——缘于认知局限，更替性千年封建王朝为“非主即奴”从属翻转关系的“普世真理”不屈不挠地奋斗了千百年）。尽管两者政权对立，文化却无法遏制地发挥着自身相兼相融的特性。后人可以在辽金的居室建筑风格上找到宋朝文化的特点；也可以在宋朝的起居饮食文化的逐渐改变上，找到辽金对它的影响。

   短暂的蒙族元朝则把权力的排斥性完全施予文化的排斥性，它扩大了族群尊卑性而更无法融入汉民族（把中国分成蒙族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对对手即被统治者（现称社会基础）的不了解和不融入，注定了它会是一个短命王朝。

   满清政权正是在辽金元统治汉民族的近五百年史鉴中走上历史舞台的（辽朝始于公元907年，元朝败于1368年）。毋庸置疑的是，清朝统治者吸纳了历史上游牧民族“武以立国”之后的治国经验（清初几代皇帝常常提到英明的金国女真人政权），在古今相同的文化认知中，满清政府是不可能放弃它固有的民族文化的（它会认为放弃文化几等于投降）。它吸取着蒙元政权的历史教训而提进了辽金行政力度，入关之初便实施了“以汉制汉”和“满汉同治”的策略；不可否认，在文化认知上，它一直采取着不便说出的“以满治汉”策略，这在清政府“六部”机构的官职设置上、地方疆吏管理和社会统治上，以及清末“排满”镜子里，都能清楚地反映出来。

   满清汉化是一个不自觉的客观长期过程，因为任何人（及民族）都无法逃离社会（及近现代出现的世界）大环境的塑造。但在对满清“汉化”的表述上，清朝以来很多人只选取了“汉化”两字而忽略了它的不自觉性和客观性，这其实是对“汉化”的曲解和对历史后人的误导，是封建王朝社会大汉族文化（狭隘民族主义）一直遗存的不自觉表达。任何政权决不会放弃供它生长发育的文化土壤。有位很知名的史学者在有关清朝（在力倡“传统文化”中出现的最近数年翻案式歌颂清朝的）史述著作中写道：“满洲贵族在定鼎中原后终止了晚明以来向西方学习的趋势，专心致志地汉化。”这种既违背清初史实、在文字概念上又模糊的表述，既会误导读者，也与“历史学者”身份不相符，只能是一个追求短时名利的“写书人”和“卖书人”。

2016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