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哲学史告诉我们，货币的产生，是原始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里程碑飞跃。货币是人类社会物质交换的产物，而物质交换的背后，无疑存在着推动交易行为的无数远古商人影子。

商人曾在原始社会发展史上起到了如此重大的推动作用。那么，在人类世界从蒙昧中世纪进入近代文明世界的转型阶段，后人再一次看到了商人的影子。

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因欧洲中世纪末期著名的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而闻名世界。

中世纪末期的威尼斯是一个纯商业城市。商业交易需要精细的数字管理和商人之间的买卖契约。欧洲历史告诉我们，威尼斯作为欧洲中世纪的一个文明中心，曾影响到了欧洲各国行政规划上的管理方式，即商业数字化管理（商法）和便于交易的契约精神延伸到了欧洲各国的行政管理制度。商业作为一种广泛性大众化的社会行为，托起了自后欧洲各国的行政制度，并向外延伸。商人阶层的数字管理方式延用至政府，可以使政府在不提高税收的情况下，不产生由“贪官”因素中饱私囊引发的收益漏卮。即，数字化管理方面的技术落后，是滋生贪官囊虫的温床（即人们常说的“制度性腐败”，这种制度无全方位注重数字管理的机构作技术性支撑）。一个没有精确数字化管理的国家，在历史发展逻辑上是难于出现后来的（数字精算）科学现代化的。我们常说，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这话说得还不够到位，而应该说，商业流通的规模化和程序化，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否则即使拥有金山银山也是白搭）。

 威尼斯城的产业是在盐和鱼的交易上发展起来的，随之而起的强国荷兰同样靠盐和鱼的交易发展起了产业链（贬称则是“海盗文化”）。中国两千多年前是司马迁也提到盐和鱼之交易所得利是致富的最基本因素。这说明，人类对社会发展法则的基本认知是相通的。

欧洲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拉丁，是意大利威尼斯城北部的一个小镇。对当代人来说，拉丁似乎与意大利威尼斯毫无关系，它已经成为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一个标志性符号，称拉丁美洲。只有在追溯了拉丁的渊源以后，我们才能触摸到历史上曾经的威尼斯和它北部的那个拉丁小镇，对美洲大陆的改观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印第安”是欧洲移民对美洲大陆土著人的误称，他们以为飘过大海到了印度；那些土著人自己族群的称呼，已经进了博物馆）。  

底层民众商业流通推进人类社会，是一种盘根奠基式的发展。因此，它不但托起了欧洲各个国家的制度发展，顽强地把触须伸过大海，到达了美洲大陆，同时，它也把触须顽强地伸过广袤的戈壁沙漠和草原，到达了中国（1860年代开始称“丝绸之路”）。这根触须便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

假如马可波罗是欧洲威尼斯商业社会这个根基上生长出来的，那么，传统中国社会正相反。历史中国一直是一个士农工商社会，商人处于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在历史上的很多朝代里，商人被排斥在市民社会之外，称为贱民。商人及其数代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商业流通的交易形式和商人在数字计算上的精明，一直被历代皇朝的官场（官方）所痛恨。在农耕社会本土条件的综合作用下，传统中国是不善于数字计算和数字管理的，传统中国人对货币的数目没有概念（前因）。在（以“道德”判断）“视钱如粪土”和“铜臭”的士大夫观念影响下，中国（为了做官的）读书人计算货币的能力，远不如一个卖菜的文盲老农（后果）。社会人群的制度性构成形式，已经彻底改变了历史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现在不少人常用封建中国和中世纪欧洲国家相比，殊不知，由于两者不在同一生长发育的体系，也互不相关，根本没有可比性，只具假设性；而人所共知，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这就是黄仁宇先生所说“抓着表面上一二略似之处即张冠李戴”，封建王朝中国已经形成了历史文化循环小气候。我们后人再怎么称赞那种“盛世”，它也无法避免再一次跌落的循环，那么，这样的“称赞”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也许只会复萌旧式“天朝”观）。  

1270年代马可波罗到达元朝中国的嫩芽触须，经过近五百年从根基输送养分的顽强生长，终于成为了一根杠杆，开始撬动大清帝国。而此时的大清帝国，与五百年前的大元帝国，几无改观（已几起几落）。

晚清历史告诉我们，清末洋务运动是在此前百数年的社会根基性的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的交易中建立起来的（其中部分“下南洋”的华裔商人同样对当地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因狭隘的地缘政治而遭受迫害，尤以著名的印尼华商为最）。无论清朝的海关“十三行”制度（收益直接进入皇室内务府）如何很“爱国”地阻碍中外交易，但大众化基础性的民间交易活动，几乎无孔不入。这是人类追求生存的必然行为。不过是，中国底层商人的交易所得，因社会制度性结构因素，首先纳贡进入了官场及京城而已。也因此，清末那段缺失了社会基础的官场洋务运动，注定了它无根基的先天性的失败命运。

欧洲曾经的商业数字化社会，托起了它后来发展出来的工业革命科技时代；中国长期以来的士农工商社会构成，托起了一个继往开来“大致如此”、“不求甚解”、似乎十分认同的十全十美“道德”社会。

注：什么是数字化管理和道德管理？历史学家黄仁宇举例说：假如停车场的数量有限，“如在专制时代只能由皇帝亲下御旨：凡乱停车者斩头示众。于是御史大夫兼市长也确切的雷厉风行，抓着遭殃的开刀，一时做到汽车不复在街市阻塞。只是曾几何时，却又依然故我，严刑峻法敌不过事实上的需要。”我们不能说皇帝是“好”而乱停车者为“坏”（国人很擅长于这种道德思维），否则便只是认同了这种道德管理。好坏道德论是中国历史“翻案”现象、“帽子工厂”的源头。同例也如“明太祖对户部官员训话，指斥历代治财能手如桑弘羊、杨炎、王安石都是‘聚敛之臣’，也都是坏人。”（黄仁宇语）

2016年9月27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