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造就人物，历史也就会造就文字。笔者没有深入研究明史元史，不知道在汉明皇朝以及蒙族统治的元皇朝是否已经（普遍）出现了“汉奸”一词，但清皇朝末期成型的“汉奸”两字，与清朝初年社会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则一定是确凿的。

满清二十万铁骑直贯中国南北，没有当时的“汉奸”帮助，那是不行的。而当时这些“汉奸”，被满清八旗培植成为了他们以汉治汉的得力助手。这一时期的清初，是不会出现“汉奸”一词的，因为如果那样，满清政权就会得罪汉族人中的那批为他们效力、做普遍性底层社会实际工作的普众官吏；而普通百姓既不敢造次，又没有话语权。

清初，满清旗人为了笼络汉人，实施所谓“满汉同治”策略。但按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话：汉满人口之比，至少是“2000万比30万”，如果再去掉一半满清妇女，只剩15万男人了。以“无人不官”的15万人统治2000万人的汉族，“满汉同治”的立论就经不起推敲了。以这么少的人去统治一个庞大的汉民中国，其难度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只有经过了这个时期，尤其经过“平定三藩”，即吴三桂等汉人藩王叛乱之后，汉奸一词才逐渐频繁地出现在了满清旗人官僚的口中。这时的汉奸，在那些旗官日常口语中，其意思几乎等同于“奸汉”：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大汉”（为天下中心）思想扎根于明朝遗民的心底嘛。

星转斗移，历史的脚步来到了清朝道光年间（1820——1850年）。欧美列强用贸易，尤其是用鸦片走私点燃了中外战争的导火索。而此时，在满清中国的地方督抚主政官员（文官）中，旗官占了十之七八，再加上各省掌握军权的旗人都统（地方最高武官），“满汉同治”就是一个漂亮的画饼（清末地方实权只在太平天国期间才真正转入汉族官吏手中，后又在“同光中兴”中被满清朝廷收归，直至清末组成“皇族内阁”达到顶峰），而这些地方督抚都统，才有直接上书皇帝的“奏事权”，或者说“话语权”。翻一翻晚清历次中外战争史料，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在那些战败督抚都统的告急文书中，充斥了无以数计的“汉奸”一词，沿海民众成为了满清官僚眼中草木皆兵的“汉奸”（内外经商是广州沿海船民无数代祖辈遗留下来的历史传统，史载广州有约40万生于船上死于船上的渔民）。

历史造就文字，传统汉族中国仅常常出现“奸臣”、“贪官”及与之相对的“奸民”、“刁民”；同样，话语权也会造就文字。经过鸦片战争前后百多年时间的洗炼，在清朝社会的对立统一中，在同一个社会形态的相生相养中，也在近代一次又一次的外来民族国家的侵略战争中，汉奸一词早已失去了清朝初期满清旗人仇视汉族人的意味，而确立了汉人甚至满人中的“败类”意思——清末民初那些投靠外国殖民者的满族官宦遗臣子弟，在中国近代史记载中，也被称之为“汉奸”了。

笔者以为，汉奸一词被定型为“汉族人中的败类”意思的转机枢纽，就在于甲午战败以后的那个关键人物李鸿章。假如甲午战败对其时、其后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战败后铺天盖地而来的对李鸿章“汉奸”骂名的意思遂此定型（当时出现“李二先生是汉奸，杨三死后无苏丑”的民间段子）。因为，如果按汉文化传统习惯，李鸿章大致只能被定义为人人喊打的“奸臣”，再或“贪官”之类，正因为有了有清一朝那种延续性的文字营造大气候，才使得汉奸一词的意思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约定俗成。也就是说，那位晚清洋务运动的力主者、为清皇朝“舍我其谁”卖命而留下生前死后争议的李鸿章，是中国近代以来“汉奸”的鼻祖。正如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明确指出的：“‘汉奸’一词后来之流通全国，就是从骂李鸿章开始的”。

2015年12月10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