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李鸿章在中国近现代相当长一段时间，曾经作为一个彻底否定的反面人物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但近代史学者要叙述清末中国近代化的进步，却离不开李鸿章这么一个晚清的动态人物。也就是说，李鸿章对近代中国进步有过一份不无杰出的贡献。那么，他又是如何会被定义为反面人物的呢？

要谈19世纪末中国的近代化（资本化、全球化甚或西化），便离不开谈到李鸿章。在晚清“同光中兴”期间（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中，无论是国内有话语权的官僚士绅群体，还是西方驻华外交官和传教士群体，舆论对他的褒赞多于贬斥（西方人把李鸿章当作清政府的一张面孔）。李鸿章几乎就是（列强认知）开明官员的标杆和（国内认知）洋务运动具体落实的领头羊。

假如国内官僚士绅舆论的第一次急转弯出现在李鸿章领导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甲午战争以后，那么，晚清史告诉我们，西方列强舆论的转向同样也出现在这一时期（不排除既有肯定又有否定）。不过前后两者的注重点稍有差异。其时，李鸿章的外交重心已转向了寻求俄国对清朝的帮助。不能不说，亲率甲午战争的李鸿章已感受到了日本的猖獗，以及英、美在暗中的落井下石。晚清一段列强侵略史告诉我们，英、俄一直是掠夺中国利益的暗中对手。而英国作为一个老牌殖民帝国，它的舆论可以左右西方列强对晚清政策执行者李鸿章的态度（同时列强又主导了被殖民地中国的舆论，即强力者掌握舆论导向权的历史规律）。从19世纪末“瓜分”期直到八国联军占领京津地区，李鸿章在西方舆论中一直处于低谷期。列强仇恨俄国转而贬斥李鸿章外交策略的舆论文字，不断出现在西方外交官们的各种时评报道中，——“亲俄派”是此一时期贴在李鸿章脸上的标签，包括“义和团”失败后李鸿章北上京津“和谈”、侵略者不承认李鸿章谈判资格、甚至要“羁押”他的态度。《辛丑条约》签订前夕，一位采访过李鸿章的美国记者在报道中这样揣测：“他（李鸿章）所专注的策略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去收买俄国，而这几乎使他对其他列强干涉此事的可能性，或任何想要削弱他相信俄国万能的企图，都表现出了一种恨意”（引自《“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既然当时的美国记者可以这样揣测，那么综览了李鸿章外交全过程的我们后人不妨也可以揣测：李鸿章表现出的这种态度是否在说明：俄国不是好东西，难道你们就是好东西了！——对于一个生命即将终止的老者来说，这样的固执，也许不会没有。

晚年李鸿章已经真正成就了“里外不是人”的传统官僚的宿命。而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教科书隐化了晚清西方舆论对李鸿章贬斥的主导作用（包括在国内舆论上的主导作用），显化了晚清国内士绅对甲午战败、洋务运动失败这种“败则为寇”（非扬即抑、非褒即贬）的传统思维定式。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李鸿章之所以会成为中外舆论上的“不是人”，也许有一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味道，即中外舆论总会有其共性的部分（同案证明，清末西方舆论对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评价不低，故长期以来中国教科书对此两人几无贬语）。

这里要归结到笔者一直持有的一个观点，晚清中国近代化进步，离不开李鸿章个人的贡献，它无法用传统的“功过是非”去评定；也就是说，用功过是非去断定一个历史人物，本身就是一种有缺陷的（为我所用）思维模式。

后注：史学者对张之洞的评论可用两语概括：他个人清廉，但管理成为浪费和低效率的代名词，被西方人称为“满腹经纶的毫无经验者”。刘坤一在那个时代的官僚中无显著特点，除了他镇压太平天国的行伍出身造就的官僚地位和“鸦片烟总督”称号以外。

2015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