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写文章的目的，都在于“说理”；而受众往往只注意到文章能否自圆其说。但是，任何说理，又往往会带有立场性，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社会现象。说理者的这种立场性，有时会因其“在理”而被掩盖了起来，因为人们普遍具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心理，即，说理者就是抓住了受众先入为主的心理。

有史学者在叙述晚清维新变法期间的“帝党”、“后党”之说的时候，就竭力否认这种现象的历史存在。确实，就晚清史料而言，是不会存在所谓的“帝党”和“后党”的文字记载的。因为那个时代就是竭力讳言“党”与“派”的，所谓“君子不党”嘛。但史实又是怎样的？

学者王治军在其《大清灭亡启示录》一书中说：“对于专制王朝的政治人物来说，他们的‘政见’往往就是他们的政治目的，谁是‘排外派’，谁是‘亲洋派’，谁是‘开明派’，谁是‘保守派’，这些标签是很重要的，但标签本身不能说明一切，朝廷里没有无缘无故的派——是权力走向才决定了派别走向。”

只要存在实际上的专制权力，就一定会存在史实上的派别，无论它是否认的，还是承认的。晚清史料说明，由于利益因素，朝廷里很多权贵是站在慈禧太后的立场上的，但由于光绪皇帝年轻，又是“合法帝权者”，因此他们在反对皇帝时有所顾忌，而把仇恨矛头指向了维新派；同样有一批人，他们站在了时代潮流里，但畏惧于清廷体制内论资排辈的真正实权者慈禧太后，他们瞻前顾后——慈禧掌握二品以上官员任命权的史实无可辩驳地说明，她才是维新变法期间的唯一专权者。各自的立场，各自的经历及利益因素，是他们组成趋于权力的有缘有故的“派”，即事实上存在这样的“帝党”和“后党”——但它是松散型的，是只要有适当条件便会“背叛”的。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社会的专制权力，造就了非此即彼的“叛徒”现象，而非所谓道德低下意义上的。难于否认，古往今来人类原始的利权唯一性使得忠诚度成为易碎品。大太监李莲英的一生，是紧随慈禧太后为奴的一生。他的立场，是坚定地站在慈禧太后一边的。但史料显示，李莲英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在他太监生涯的晚期，也竭力地巴结年轻而已经失去权力、成为真正傀儡的光绪皇帝。这也许倒是他真实人性的反映。

晚清史笔不存在文字记录上的“帝党”、“后党”之称，是那些史述者否认晚清“党争”说法的依据，但恰恰正是近年来为慈禧翻案这股逆流中的迂腐者。

同样，指责清末革命者“排满”的“说理”也是如此。这种说理者只站在单一立场上。最近十数年来，无数近代史学者著书立说披露，晚清政权是内部崩坏的。哲学告诉我们，决定事物成败的关键在内因，而非外因。革命者鼓动起的“排满”运动，确实在外因上给了清廷致命的一击。那些指责清末革命“排满”者认为：清末“排满”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表现，不足以成为中国后人的范本。首先承认，能够有这种“狭隘”认识是好样的。但这只是“公说公有理”，为什么不听听“婆说婆有理”呢？清朝历史长期以来，满清旗人作为“中原逐鹿”的胜利者，一直是清朝中国的天然一把手。满汉担任六部尚书，也以满人为权威正职、汉人为附庸副职的。清朝至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因汉人军队的英勇（湘军）才把督抚的实权逐渐过渡给了汉人。也就是说，在有清一朝，满清旗人的排汉观念是一以贯之的。这不是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史实。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满人掌权在权力收拢过程中又成为了那些“胜利者”的一种天经地义，即具有权力崇拜的清廷称之为“同光中兴”。

就在清末立宪和革命互为抵御、互为消融的拉锯之际，清廷又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这不是它“逆潮流”，而是它观念始终如一、天经地义、所谓“万世一系”的历史结果反映而已。清朝所谓的“满汉同治”只是蒙骗性舆论意义上的，掩盖不了它史实上的满清专权。北京城内满汉衣食住行有别、全国各地满汉禁止通婚，它本身具有时代性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清末史料证明，晚清出访东洋西洋的“五大臣”之一、确立国家观念宪政改革的支持者端方（戊戌政变后向慈禧表忠心，曾写出肉麻歌颂慈禧的“顺口溜”级诗歌）在回国后的奏折汇报材料中，就承认了历史长期以来的满汉畛域之分。清末“排满”运动，只是清朝“排汉”（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是一种哪里跌倒哪里爬起的“反弹”现象，就像“阶级压迫”而出现“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专政而出现无（产阶级）专政一样，是相同的一种历史逻辑。撇开一方而大谈另一方的“说理”，或只选用单方史料史笔和站在单方立场上的，都只能是戏说和企图误导受众心理的“公说公有理”而已。

也许，历史争辩是一件好事，它可以越辩越清楚，让后人不再陷入“翘翘板”式的更替循环之中。

2015年6月23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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