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间自发性的排外运动——史册早已存在的这个定论，是没错的。因为，在古旧传统“莫非王土”的封建天下时代，官民对立，官的假想敌一直就是民（中国史学者研究认为：在古旧落后生产力的中国，中产阶级很少，几可忽略不计，只形成了两大对立阶级），民间任何成势的运动，一定是自发的；且在排外的同时，又是抗上的。这是清末义和团兼有的两种性质。但是，义和团运动要想成势，必须借助官方的影响力，这是历史中国传承下来的文化自觉意识，也是当时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由来。

晚清政府不可能主动去发动、领导义和团运动，但利用义和团进行排外、抵御外来强权入侵势力，却是这个政权的必然行为。这由这种政权一贯以来所奉行的内外、上下羁縻行政策略所决定（封建权力者很精通坐收渔利这个道理）。义和团运动能在短期成势，与清政府最高领导者的默许有关，也与清政府内部载漪一派对义和团的利用有关（专制集权必然孵化内部的暗箱派别）。在这种利用之中，清军和登记入册的义和团成员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这在史册史笔中有很多记载：上谕称“义民”，各亲王大都成为了义和团“大师兄”，官军与民间义和团的装扮也可以互为替换（军混入民，民混入军）。

但是，在传统的把民视为假想敌的晚清官僚眼中，义和团是乱民、利用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见识，同样根深蒂固地存在。这就是晚清史册记载的在京主和“五大臣”（因反对依靠乱民对外开战而被慈禧杀害）以及东南督抚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为什么反对义和团、反对向外开战的原因。不可否认，这些众多官僚的见解，部分是准确的（义和团确有抗上的一面）。它主导了晚清广大士绅民众对义和团运动的认知。自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晚清义和团作为一个历史性贬称拳匪，被写入了（清末民初）史笔。也无庸置疑，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本质认识，不会异于它的官僚阶层。这就是不久后她发上谕“痛剿拳匪”的原因所在：利用不成，则毁灭之——晚清义和团运动来得快去得也快，循入了传统中国“一股风”的怪圈。

晚清义和团在什么时候作为“反帝反封建”的褒称进入了史述记载？正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和“内战”时期。无疑，歌颂晚清民间义和团抗外的英勇事迹，对当时抗日、反帝（当时正处于全世界被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时代背景之中）以及反对“蒋家王朝”统治，具有无庸置疑的积极作用（按普通人的立场而非客观历史的角度去认识，当时这种宣传一定是正确的。自后很长一段时间，历史教科书上存在着这么一句名言：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仍有非此即彼的意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命运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几乎就是晚清半殖民地中国命运的一次再现。在发动、鼓动广大民众的目的下，晚清义和团又以另外一种色彩进入了“历史叙述”中。它是一个历史万花筒。这种史述，是“历史”悲哀？或是“历史”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