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和”、“战”不定（所谓“剿抚”游移），已有定论。其实，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同样如此。那位扼守大沽口、因“诱击”（有近代史学者称“偷袭”）成功而声名大振的蒙古族亲王僧格林沁曾抱怨说：“今日言和，明日言抚，兵丁与该夷有不共天地之心，将领常存畏首畏尾之念，一旦人心懈怠，难再收拾。”

僧氏“一旦”两字，道出了他（官僚阶级之一）内心真实的想法：在兵丁们不知外情的情况下，有可能发挥他们的“忠勇”——无知者无畏，或许能侥幸地取胜，而一旦因时日拖延而让那些手下众人了解了外情“船坚炮利”之强，则“难再收拾”。这也是当时中外战争中那些守旧将官们不愿了解外情、没有“知己知彼”的原因（重用有江湖义气、死心塌地追随的武夫而排斥较有头脑的文官，是古旧战时将领的不二法则）。

后代中国人对清末近代中外战争中那些有违中国故往“知己知彼”战争原则的清政府行为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历史社会常识告诉我们，任何行为都会有动因的。可以说，正是对内——无论是对兵丁、将领的不自信，才是他们不愿了解外情的历史原因；而掩盖中外科技、观念落差的真相，以所谓“忠勇”排拒西方，是有清一朝——自康熙皇帝晚年起清代官僚自上而下有传承性的主流观念。

史册记载，早年康熙皇帝是勤读西学的，他还惩处并流放了排拒西学、说宁要中国草不要西方苗的钦天监监正杨光先（流放途中杨光先病死）。但是，晚年的康熙皇帝则落入了杨光先相同的认知俗套，作出了这样的著名预言：百年后西学必危害中国（统治）。因此他采取了“禁教”等锁国政策。只可自知而不可让国人知道，是有清一朝官僚体系共同的统治者法则。

众所周知，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禁烟钦差大臣林则徐深入广州、澳门基层，编撰《四洲志》，体现了传统实干官员“知己知彼”和“看世界”的精神。但是，因禁烟诱发战争、遭道光皇帝革职以后的林则徐，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则再三嘱咐友人不要把他告知和了解的外情告诉别人，便体现了有清一朝传统官僚体系这种根深蒂固的主流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则徐了解外情，与那些守旧官僚不愿了解外情，起到的现实效果几乎相同。这也是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著作介绍外情、“睁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在其后二十多年难被人知晓的原因。因为在一个体系内，尽管官僚们的个体行为各不相同，但社会认知观念（社会智力）却惊人相同。这也是无数近代史学者认为清末政府采取对外“鸵鸟政策”的一种历史同叙，而归根究底是整个官僚体系对内不自信、甚至是对本身有缺陷的统治理念的不自信所造成的（仅有自以为的“上国”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末时期出现的所谓“民智未开”思潮，正是有清一朝统治者体系长期以来掩盖真相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