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或者说自清末近代百多年一直存在“反帝”观以来，中国历来就把那个半殖民时代存在的“治外法权”，公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人头上的一项罪行。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陆续有不少中国近代史学者指出：在清末史实中，“治外法权”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在中英谈判、签订《南京条约》之际，清政府主动奉送的（史实也证明，“清史”把责任推诿于谈判者耆英一人，是“替罪羊”观下的误读历史）。何以如此？封建传统政府历来就有千年痼习观念，谓之“夷夏之防”。他们仅有权属和族群观而没有国家和领土观（当然不排除把“家天下”当作私产的落后认知）。在这种观念下，各管各，即洋人政府管洋人、中国政府管中国人便是他们在社会认知中能够找到的最佳答案。各人自扫门前雪，在这个“门”的概念中，只有属民而没有领土属权。在列强获取“五口通商”以后，留在清末史册中“华夷分居”一词，也是清政府唯一能够找到的对“人”的限制权力。

历史地看待，清政府由习惯思维产生偏差的（社会思维逻辑传承）、限制“人”的对外（包括对内）策略，是极其愚蠢的。通商便需要人员流动。近代史的叙述是，清末列强殖民者与中国人的关系，正是通过掠夺中国的人力资源，以达到它掠夺中国的目的。就手段这一点上，和那个同为“与民对立”的清政府，何其相似！在原始的认知中，人最重要，这点谁也不会否认（所以“人治”会获得传承性认同），而清政府只在这个认知状态中。

清政府自以为高明的见识和认知的低劣，造成了自后中国的一系列困惑，“治外法权”给现实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麻烦。清末发生的无以数计大小民教冲突，清政府主动奉送“治外法权”，正是始作俑者。

清末史同样叙述，列强在中国，便是获取权和利。因此，“民教冲突”的激烈反映，便表现在了清朝固有的利权阶层即地方官僚、土豪和入侵者“治外法权”之间。有近代史学者揭示，相比较那些无权少利的众多普通百姓，民教相处相对和谐。“民教冲突”一词，在清末成为了清政府和列强之间都加以利用以相互“羁縻”的唯一也是最好的手段。而它最终也确实以冲突爆发至极端的、被清政府利用的排外“义和团运动”的本质表现了出来（因此区分所谓“良莠”是清廷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惯用词）。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逻辑。这是其一。其二，清末外国教会组织在中国发展初期，为了立足，可能会在民间发展中国教徒，但它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获取它的影响力，而在固有中国，有影响力的只能是地方土豪和当地官员，及至上层社会满清阶层。因此，史实反映，至19世纪八、九十年代，清廷上流社会的不少王公贵戚都已经成为了“中国教徒”。这正和它的利权性质是相一致的。“清史”中很多史笔把入教者指为当地一些“地痞、流氓”，是不准确也是蓄意歪曲的；而中国成语“鱼龙混杂”一词正揭示了社会的一种常态现象。

由于清政府只有“华夷之防”管人而缺失管理国家和领土的那根神经，传教士在清末中国到处乱窜成为了一种经常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1897年11月发生在山东巨野的刺杀传教士案件（随后便是德国入侵胶州湾事件），正是传教士“乱窜”的结果。“从清廷的角度上看，传教士实际充当了瓜分中国的排头军。在华的传教士实际上等同一种最糟糕的‘移动人质’，因为根据条约，他们在华行动自由，不受政府干扰，但一旦出事，中国政府却要担当全部责任。此外，传教士中不乏宗教狂热分子，对牺牲自己，报答上帝之恩，全然不在乎。清廷因而感到对付教案无能为力，总理衙门对此更是灰心丧气”（相蓝欣《跨国研究——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清政府终于吃到了自己曾经种下、数十年来因缺乏远见而错误为政的那颗恶果。

人治能力总有极致局限（构成古往中国皇朝的循环，也是古旧儒学“循环史观”认知的来源）。在现实回天乏力的情况下，清政府曾试图寻找办法加以补救。一，请罗马教廷派一全权使节驻京专门处理教案。但由于欧洲教派林立，根本无权管辖，于实际行不通。清政府固有认识水平即权力思维走进了死胡同。二，教案发生，“应将地方官照防范不严降级留任，……其保护未能得力，系自办理不善，应照办事不力降两级留任。”——它只能有“七石大缸门里大”那么一点的固有水平，而对外可谓用心良苦了。

在人力所不达的时候，清政府体系就只能把希望寄予“义和团”排外的“天命”了。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无数（对舆论有主导作用的御史及官绅）史笔说明，“义和团”就是上帝所派“天兵天将”，来帮助清廷扫除洋妖的。人力和天命，它同样是数千年封建中国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