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他是母亲的镜子：

谭嗣同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其父亲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母亲生长在农村，热爱劳动，人品端正，即使随夫进京为京城官太太，依然保持了生活俭朴、为人正直的情性。像很多母亲一样，她给了少年谭嗣同很大的人生影响。母亲早逝使得谭嗣同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母给他的，只是更多的限制、苛责和白眼。后来的谭嗣同回忆说：“吾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人生所能任受；濒思累矣，而卒不死。”

二，他是朋友的镜子：

谭嗣同一生喜欢结交朋友，他在著作《仁学》中曾对封建“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给予了批斥，但唯一肯定了朋友之说。那是他个人的人生心得使然。他自述：行程“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他曾随做官的父亲迁居到兰州。在那里，他经常和父亲的幕僚外出骑马打猎、风餐露宿，“拨琵琶，引吭作秦声”，和清兵交友，到寺院访客。在北京，他和一个擅长剑术的码头搬运工结为朋友。在天津，谭嗣同专门拜访了当地一个民间会党组织，并加入其中。大刀王五是清末社会响当当的一位民间义侠。史笔记载，在戊戌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沦陷牢狱之际，就是这位王五曾欲组织人员进行劫狱营救。常言道，朋友是一个人人品的镜子。从谭嗣同朋友的身上，分明可以看到，谭嗣同就是那么一个没有门阀地位观念的正直普通人（这符合了谭嗣同的人生观，他在《仁学》中一口气写了17个“平等”）。  

三，他是社会的镜子：

谭嗣同在随父亲移居兰州的途中，看到了沿途水灾之后老百姓妻离子散、饿尸填沟壑的景象，他写道：“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市犹是，人民复非”。他写湖南家乡社会：豪绅“只知自己，不知有人，平时刻待庄田（人家），歧视乡里，一丝粟，视如性命。刺骨之怨，何可胜言”；书吏“光天化日之中，豺狼当道，狐色纵横，长民（乡村士绅）视为固然”；商人“倒闭歇业之外，折本者十且七八，钱粮日绌，市面日坏，……财尽民穷，几不成市”；百姓“渐有饿死者，丁壮渐有逃亡者”。清末甲午战败以后，谭嗣同斥责官场“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可用“秽、贿、讳”三字概括官场百态。

有近代史学者认为，谭嗣同和同为维新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的不同之一在于，谭是湖南内地人，从小深受固有传统思想浸染；康、梁是广东沿海人，从小深受洋务“变局”时代影响。假如康、梁更多地主张用西法改造中国的话，那么谭嗣同则更多地主张中国自身的制度改造。时代同趋性使得谭和康、梁成为了同道中人，但谭嗣同身上体现出的所谓“激进”，则更是末代皇朝中国落后的一面镜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嗣同“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请自嗣同始”那句名言，正是中国“威武不能屈”传统文化的深刻体现（也和他有所研究的佛学“大无畏”思想吻合）。

四，他是科技进步时代的镜子：

谭嗣同处于西方科技和文化植根于代谢旧中国的一个时代。他早年读书笔记《石菊影庐笔识》便记录了他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很多心得（他不懂外文，只看译著，而且多为科技书），对地球运动、潮汐、月食、昼夜、四季、星际引力、雷电、避雷针、望远镜等等都作了自我消化的理解。1896年，他前往上海那个传教士傅兰雅创办的格致书院，参观计算器、爱克斯光照相技术，听讲西方科技发展情况。在天津，他参观了机械厂、轮船、火车、铁路、电话电报、军械武器。谭嗣同著作《仁学》，其中大量内容便涉及到了自然科学知识。

社会环境塑造人，新的物质世界（近代工业化）涵养人的精神世界，这是清末时代不可阻挡的社会发展趋势。假如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产物，即所谓社会人，那么谭嗣同则是清末时代一位更为典型、更有代表性的社会造就人物。他自己说：“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洒神州”；他朋友誉他为：“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后代学者则称他具有典型“中国人”的“永恒意义”，即无论谭嗣同身上所具有的优点与缺点，他所经历的成功与失败，及后人可能会对他的褒赞与贬斥，任何中国人会从他这面镜子中照到自己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