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是一个崇高的词，但它很抽象；信念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我们如何把这个抽象的词与具体的行为相联系起来？在人的心理行为研究中，有一个词叫“选择性失明”，某一种行为恰好可以解释这个词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方面的报道：一个年轻母亲，当她看到幼年孩子面临重大危险的时候，她会突然爆发出超常的体力和速度，不顾自己也将面临的危险去抢救她的孩子。这种不见危险而只见孩子的行为，就可以视为选择性失明。说得明白一点，攸关自身重大利益的存在，便产生了选择性失明，抽象一点叫信念。其实，信念很高尚，也很俗，它离不开但凡人的俗性（由信念产生的“选择性失明”是一种是人都有的习性）。

在长久以来学者们的近代史研究中，也存在着这么一个选择性失明的现象。

清末光绪皇帝之死，其实从他死之前就有了关于他活不长的清宫和坊间传闻。有史料说明，戊戌政变、光绪被囚以后，时任清廷外交官的伍廷芳在一次和日本人的交谈中，就透露了清廷上层的传闻：光绪可能随时会突然死亡，说出了他有关清廷前景的担忧。这或许也是伍廷芳在辛亥革命后加入南方民国临时政府的原因之一。满族后人启功先生在回忆他那位在光绪、慈禧死亡时担任主持仪式的礼部尚书的曾祖爷口传时说：礼部尚书亲眼看见太监受老弱病危慈禧之命为光绪送去一碗酸奶，随后便听说光绪死了。民国以后，一位清宫太医后代根据前辈只能口口相传的关于光绪被毒死所写的报道，也引起了当时社会的连锁性反映。更有清末起居注官恽毓鼎、维新派康、梁等人的多种说辞。但是，传统旧中国只据皇族“正史”不据民间“野史”的近乎迷信（本质上说，中国缺失人类社会科学观），使得很多学者认真地考证着清宫留存的“脉案”。从脉案病理学角度，光绪为自然病死，并以“毒死”说为反对者之词不足为凭而予以否定。假如说百年来因缺乏直接证据而予否认或可说还情有可谅，那么，2008年光绪坟墓遗留尸骸经过科学鉴定为严重砷中毒（构成一系列证据链）以后，有学者在其所著文章依然坚信光绪为“自然病死”，则只能认定他们患有“选择性失明”病症了，抽象一点叫信念，——只具主观性而缺乏了人类社会学的科学性。

对封建专制皇朝的信念，在清朝灭亡以后百年来的真实历史社会中，一直就存在着，有关民间愚昧落后题材的小说和电影里有大量反映（所谓的学者因社会相生相养性也如此）：民国以后两次臭名昭著的“复辟”；末代溥仪在天津出游遭遇齐刷刷下跪的场面；民国怪杰辜鸿铭所言：我的辫子在头上、你们的辫子在心里；以及小说戏剧中“辫子没了、神还在”的台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常把它称为“历史的惯性和惰性”现象。

大一统封建专制帝制大概是数千年中国历史社会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争论在历史现象上的自觉体现），否则历朝借古讽今谩骂始皇帝“ 暴君”之名不会一直不自觉地存在于二千多年的更替皇朝社会舆论中。谈论一种制度是否有优越性，不在于它的权力问题，就像某些历史学者喜欢的用词官方、民间、圈子、体制内、体制外，这种难避对立倾向之嫌的概念。制度的问题根本是社会的问题，而社会问题又根本在于人的问题。上世纪曾经有一种社会性方针叫密切联系群众（近又响起）。其实，联系群众只是一种形式追求，而了解什么叫“人”才是它的根本点（传统中国只具社会人而不允许个体人）。也许众所周知的道理是，“群众”是最能反映人的本质的一个群体，但“官方”也是人，也能反映“人”的本质，不过是，或许“马甲”穿多了，掩盖了这些人的本质。儒学被千年封建皇朝历史视为“正”宗国学（历史上多次衰落过），儒学又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循环史（帝王则说“千秋万代”）；这一词却真实反映出了儒者学说在历史上旁观者“偏”的地位。循环史论说明，封建帝制中的权力者“官方”（所谓“体制内”）那些“人”，由于社会具有相生相养的性质，并非比群众那些“人”来得更聪明、或更有能力，不过是中国历史人“循环”的运道，使一小部分人幸运地循入了“官方”的轨迹，与中国历史社会是否进步和发展无涉。

至今那些学者对于年轻光绪皇帝“自然病死”的信念，既存在于他们对慈禧太后这位“亲爸爸”的人性考量上，可能还存在于对光绪悲剧因太惨而选择性不承认上。常言道，虎毒不食子（慈禧西逃前杀害珍妃，是基于对自己生死难料的预测；而她临死前毒死光绪，是相同逻辑在慈禧身上的体现）。但是，历史长久留存下来的这句话，其实也是以偏盖全的。我们（或在电视上）亲眼看到，公熊追着由一只母熊带领的小熊群，要去吃掉小熊。动物和人一样，既有“不食子”的一面，又有同类相残的另一面。人类学、动物学是中国近代以后产生的科学学说，不存在于清朝上溯的封建社会，它们成为了中国进入近、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中国历史蒙昧时代片面追求了“人性善”而掩盖了“恶”，它构成了儒学循环史论中一个部分：善恶不同甚至对立解析的循环。至今依然如此。以“人性善”去揣测历史，就像千年封建时代主观信念的提倡一样，因不符合客观社会、不具有科学性而成为了那个漫长时代的蒙昧和自欺欺人。

（附注：光绪皇帝的病因，依现代医学角度为“肾病”，而清宫“脉案”记载为“遗精”。但据现代医学解释：“遗精是无性交活动时的射精，是青少年常见的正常生理现象，约有80%未婚青年有这种现象”。联系到光绪皇帝正值20多岁年龄和婚后生活不如意，其实他所患“遗精”，正是一种正常生理现象，但缺乏现代医学知识的清宫中医记载，在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开始，却把它作为了一种‘病症’，谓光绪“早年患遗精”。而后人受此史笔影响，用后来医学名称“肾病”作为注解，——医生出于负责精神，把小病推断成为大病是人所共知的。这是否属于前人落后的认知导致了后人错误的结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