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在官办的情形下，自然不会认真。倒不如科举，还有一日之短长可凭。”这是历史学家吕思勉对“学校”与“科举”的评判断语。

这里的“官办”，显然指封建社会“朕即国家”皇帝集团所私办，而非现代社会国家、人民的公民利益的公办；“倒不如”的注目点并不在“科举”的所谓“公平”上（这是很荒唐的认知观），而应该在于“科举”能激发每个人“可凭”的“私心”上。换句话说，千年封建皇朝虽长久否认人性的劣根性，鼓吹“人之初性本善”这种违背人性本质的论调，其实隋唐以降流传千年的科举制，恰恰利用了人性中的“私心”——私心是平等的。“人性善”虽意图甚善，但由于没有能真正揭示人的本质，因而找不到扼制人性的社会方法，反成了宣传一套、行动又一套的历代皇朝行为。这可归为封建时代人们的认知局限，也可归为皇朝统治者私利私权的蒙骗和愚民手段。

科举所揭示的“私心”行为，可由历史上无数的例子作为明证。“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可谓最典型的私心欲望；“学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可谓统治者最私心的蒙骗手段。

至现在，中国对在封建皇朝传承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仍评价纷纭。21世纪初废除科举100年之际，（网络）舆论上忽然兴起了一种赞美科举制度的思潮，即打着所谓科举“公平”的旗号。其实，任何舆论，必与社会土壤产生着最直接的联系。记得就在这种舆论兴起同期或稍前，就有个别从事于学校教学的教师公开宣称：他灌输给学生“高考”的思想，就是“黄金屋”和“颜如玉”，也引发了难有断论的争议。这是社会发展时至今日突然发生的认知观的短路现象。也许，它无能说明“科举”的所谓“公平”，只能说明现实社会“学校”教育的不足。

“科举”的局限性和危害性，在科举消亡后一百多年，甚至在封建皇朝历代先人被扼杀的争议中，已经无可非议地成为了定论，但它反映出的“公平”，——只能说个人心理上的平等观念，却是历史性地意味深长的。科举的利弊现象，自可根据历史上不同实迹（包括与真正学识无关的八股文“起承转合”写作言简意赅性），各自津津乐道，但它确实循入了社会纵向性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褒贬轮回的可悲历史怪圈。千百年来对科举选官门阀、裙带关系、学非所用等以及多么“合理”的争议，其实都是废话，而人心中反映出的“公平”欲望才是这种未被明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