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辈历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年）笔下，关于对中西冲突发生之前、明末利玛窦等第一批传教士在华传教的记述，是这样的：“初利玛窦等之传教士于中国也，不禁拜孔子，亦不禁拜天祀祖，其说曰，中国人之拜孔子，乃敬其人，其拜天，则敬万物之本，祀祖出孝爱之诚，皆非拜偶像求福也。教士皆习华语，通华文，其人皆无家室，行坚卓而邃于学，故易起人敬仰之忱，不萌异教畏恶之念，然别派教士有不以为然者，讦之教皇，谓其卖教求荣。”

“敬其人”、“敬万物”、“出孝爱”（吕思勉先生把“孝”和“爱”并列，表达了两者应属同义，因此现代早有人主张把单向性“孝”改成具有双向平等意义的“爱”），此六个字反映出了中国古人原质、淳朴的民风。孔子是数千年中国的一个集人人（包括诸多学说）优点于一身的“圣人”，譬如智者，譬如勤于立言宣教，譬如是非分明，譬如不屈于权贵（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孔孟学说）等等，各人可以敬其长补己短以激励自己；“敬万物“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类共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像西方人的“感恩节”，就像西方人礼拜堂里的“阿门”，是人类敬仰大地母亲的智能性同类情感抒发； “祀祖出孝爱”，类似于社会中有阅历之人人所具有的“忆苦思甜”，既有一种告诫，又有一种血脉传承性物是人非的感叹。这几行文字，既是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其说”，也是后人吕思勉对那个时代的真实理解。从中，后人看不出中西人类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利玛窦等传教士说华语、穿华服，与华民为邻相处，“行坚卓而邃于学”， 带着异地滋生的信仰，带来异地的文明物质，如钟表、八音盒等，“故易起人敬仰之忱”，这是任何与这些传教士相处的当时中国人所能理解的。中国科技史告诉我们，在明朝末年，西方物质文明学术思想对中国社会（沿海部分地区及京城）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吕思勉说：“中国自明代即知外人科学技艺之长，而引用之”）。

这是“中西冲突”之前、带着异地文明的同为人类但不同人种相处的真实描述。“皆非拜偶像”，这是第一批亲历中国的传教士对中国人的理解。但是，“然别派教士有不以为然者，讦之教皇，谓其卖教求荣”。西方教会“派别”之间对中国社会的不同理解，包括对他们自身教义的不同理解，产生了西方教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导致了教皇禁止当时在华教士（及中国教民。史述“信徒至数十万焉”，各时代有变化）入乡随俗，导致了当时中国皇帝康熙震怒与禁教。史料记载，罗马教皇分别于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1721年（康熙六十年）、1724年（雍正二年）四次下令在华传教士不得入乡随俗，教民必须皈依教规；而与之相抗衡的，则是清朝皇权从早先的“容教”（清初至康熙初年）变成了“禁教”和驱赶（留下个别西方匠人）。这种中国自古（春秋战国）就有的文明宣教行为的变异，也许正如有历史学者所说的：责任在罗马教皇。但是，历史地看待这种变异，可不是一个责任两字可以断言的，而可归为对人类社会异源同质人类文明态度的历史肚量，它几乎决定了自后西方与中国社会不同态势的历史走向，——“禁教”这种带有阻碍文明传播的“康熙大帝”专制皇权行为，阻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而同期西方工业革命正有突飞猛进之势。

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关于（史称）“礼仪之争”的信函争执（对其后代子孙要求西方列国人跪拜“天朝”皇帝的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致左右了几代人看世界的目光），产生了观念性和实际性的两个结果。一，对“偶像崇拜”的争执，客观成就了现代社会常见的“炒作”结果，中国社会“偶像崇拜”愈炒愈像（撇开外来佛教中偶像迷信的成分）。原来的中国古朴民风变味了，不但西方人愈来愈认为中国人具有传承性的“偶像崇拜”，就是其后的中国人，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否是偶像崇拜一族（现代中国曾大批偶像崇拜即为这种心理）。历代官僚学者为强调道统传承性而把某些说教说成千年传承，是对历史渐变不求甚解的一种误读，很多观念只是愈至近古及近代愈为激烈罢了。中西人种差异观在鸦片战争前后“西风东渐”中愈走愈远，以至于当时有人认为中西人体“内脏器官不同”。二，中西两方强人争执之前，中国鲜有“民教冲突”事例发生，或者即使偶有，也只是个体性的利益和恩怨，不成气候，即“不萌异教畏恶之念”。但自皇权与教权争执与冲突发生以后，“华人畏恶愈深”。嘉庆元年（乾嘉交接期）爆发了白莲教打着“弥勒佛改造世界”的“川楚教乱”造反，虽不同教种，但同为异教，自后“视异教为蛇蝎”愈演愈烈。看来，这种“民教冲突”，背后恰恰是中外统治者自命专制管辖权的争夺。从本质上说，与“民”无涉。这也可归为清末发生“民教冲突”直至义和团盲目排外运动这个历史话题的实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