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朝上溯的封建皇朝在文化上有厚古薄今的传统观念，这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种厚古薄今，在现代则用另一个词来表达：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两者既有相通之态，又有不同之意。

这种厚古，在清末这个特殊的“看世界”近代化融合时代，被誉为“捍卫”了传统文化。

甲午战后维新变法运动之前的洋务维新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汤寿潜对此有一个有趣的推断。中国人不是一贯厚古薄今并认为西学源自中学么？厚古薄今则意味着中国今人不如中国古人，“西人艺术，泰半本之诸子。试取管、墨、关、列、淮南等书，以类求之，根原具在”，而西人又同中国古人相类，以此推论：中国今人不如古人便意味着不如西人？“然则谓中国今不如古则有之，而（吾）妄谓中不如西可乎？”这是他对“今不如古”论和西学取自中国古学论一针见血的指正。

他批评说：“夫中国之心思才力，西人何尝不引而重之？我特不肯自凿混沌之窍焉耳！”他指出了现实社会中两种极端现象：一，“不自议振新，而唯以用夷为议”；二，“不自愤积弱，而唯以变夏为愤”，汤寿潜两个“自”字，说出了社会发展内因的基本点和重要性。他以人类学说相通观即中西学相通观批评了那种中西学割裂观，可谓淋漓尽致：“如西学为不必学，岂中学亦不必学乎？比而论之，如西学为不屑学，岂中学亦不屑学乎？”（汤寿潜《危言.中学第六》）从这个角度上说，所谓厚古薄今，是治权对今古文化的割裂，否认了文化今之发展与进步的自身本质。

汤寿潜举了一个厚古的例子：比如中医，“非《内经》不方，非《素问》不药”，给人治病，越治病越重。病人责怪，于是不得不开其它药方，却病愈了。但中医仍会认为药方没有遵循古道，虽病愈也没有价值，“医者怪其虽愈而方不古也，方不古而愈亦不足贵也。”这是典型的守旧愚顽者。

或可以断言，清末各类官绅汹汹的文化之争，在有深厚传统“文化为政权服务” （所谓“文以载道”）的积淀中，本质只是其表象下面的权力之争，这是自不待言的。用所谓文化割裂观去掩饰权力之争，这是古今中外历史社会的通例，在有传承“载道”（为道服务）观念的旧中国则尤为突出，或可以说是独特社会时代和文明程度的认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