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社会职责，无论男女。这个社会职责应该是面向同一种事业，而这种事业是面向未来发展的，而非面向某一集团阶层，甚至面向旧的固有。这才是这种职责应有的社会生命力。

清末慈禧太后是一个浑身长满权力细胞、口称讲求清朝固有“祖宗之法”的政治人物。然而就是这位“政治人物”，时人史笔和后人史述都有记录：她是一个戏曲迷，而且“久病成医”、久看成精，还会写戏曲“剧本”并“导演”。据对慈禧日常生活非常熟悉的德龄公主回忆说：“太后告诉我们，所有的布景都是太监们自己画的，而她教给了他们所有应该出现在舞台上的东西”，“她非常热衷于阅读宗教书籍、神话故事，然后将它们写成剧本，自己作导演进行排练”（德龄公主《我和慈禧太后》）。德龄公主的这段叙述不知是否有些夸张，但它可以使人联想到现代社会曾经闻名的某个同为女性的人物。她曾积极参与了“文艺戏曲改革”，并亲自领导改编了八个样板戏。同样是一位戏曲里手，却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人物”，并由此跌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曾经有一位国际学者对中国与欧洲历史上的民间文艺作品作过一个统计比较，发现有一种现象。欧洲古典文艺作品几乎不涉及社会“政治”，而中国涉及“政治”的古典文艺作品很多（注意，这是被历代帝王文化统治删去后的数字）。这种迥然差异的现象至少可以揭示两点：一，自古历来普通中国人大多是“政治人物”；二，中国传统的“政治”出了一些问题，因此祖先历代都在探究自己认为的“政治”。换句话说，由于祖宗传承的“政治”出了问题，使得其下每一个人难于摆正自己的位置，行使各自的职责，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反而成为了一个个“政治人物”。清末民初有人就曾作过这方面的叙述：皇朝循环推翻、主子和奴才轮回便是没有或无法摆正各自位置的历史表演。慈禧在这点上，可以用同时代官员王照的话作为佐证：“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王照《德宗遗事》）。客观地看待这种历史人物，是否属于是一种“政治”的错位呢（儒理学有“正君心”之说）？这也是流传至今的一句俗语“歪嘴和尚念经”所描写的一种历史现象。

曾经有一位影响了中国、甚至影响世界的中国伟人大胆地进行了天问：“人有病，天知否？”这个“人”，是否就是由人作为载体的那个传统权术“政治”？

说到职责，慈禧的后宫绝对是一个小社会。看一看德龄在同一本书中是如何描述这个社会“职责”的。

“八个穿着宫廷服装的太监抬着轿子前行，整个队伍跟在后面，形成了一种颇为壮观的场景。大总管太监走在她的左侧，另一个二等太监走在她的右侧，他们都把手搁在他们那侧的轿杆上扶着。四个五等太监在前面引路，十二个六等太监殿后。每个太监手里都拿着一些东西。其中有太后的衣服、鞋子、手帕、梳子、刷子、粉盒、各种大小的镜子、香水、饰针、黑墨水和红墨水、黄纸、雪茄烟、水烟袋。最后一个太监则为她拿着蒙有黄色缎面的小木扎。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阿妈（老仆妇），四个宫女，她们都拿着一些东西。”

这是慈禧上朝的场面。这种所谓礼节的排场仪式，和现代人关于非洲及世界各地对某些落后部落的描写有区别么？且不论这些太监、宫女仆人们做着各种姿态、拿着各种东西有多大的实用性，他们内心是否正在为能拿某物而不能拿某物争相嫉妒、野鸡毛当令箭？难怪慈禧在八国联军后回銮京城之际，外国人在各个方位（有在城楼上）争相好奇地观看这种为皇太后行使的“职责”场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