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主中原，用清初文字狱去除了汉民族排斥异族的异端思想（即现代的不同政见）以后，完全继承了帝国固有的“天朝”观。至乾隆朝确立了“康雍乾盛世”绝对权威，把前朝存留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带来的一切传说与史述视为邪说，大体完成了从军事统一到思想统一的政治构想。洗脑这种意指抽去个人思想、失去自我、强加进“天朝”社会观而成为统一“社会人”的说教行为，用于“世界”观念碰撞之前的清朝初中期，应该是最为合适的。 

首先，后人确信，中国的先人不会如史笔记载的那么愚昧和鼠目寸光，不过那种见识已被视为“邪说”，或被销毁，或被视为不入流而尘封于历史之中。

乾隆朝编纂的《大清统一志》对第一个在中国沿海澳门立足的葡萄牙这样记述：其国“近满刺加，奉佛教”。“满刺加”即“马六甲”，说葡萄牙位于马六甲附近，这个国家信奉佛教。学术专家纪晓岚参照中国古代《山海经》描写，把欧洲人称为“半人半鬼”。道光朝被誉为“博学家”的俞正燮在其《癸巳类稿》中认为：“洋人和我们的身体（内藏）构造不同”，这是后代“中国特殊论”的嚆矢之声。鸦片战争时期江苏诗人陆嵩材在《江州述感》中更是这样妖魔化欧洲人：“白者乃真鬼，语音类禽鸟，胫长面多毛，眼绿疾顾”。同期诗人汪仲洋写：“英夷之腿极长，青布缠裹，直立，不能超越腾跑。睛色碧。畏日光，正午不敢睁视。”

对于这种留存的史笔，后人多有评述，大都认为那个时代人的愚昧。其实，仔细品读，一，它是有着“天朝优越感”以后对外的一种漠视，这种漠视导致的是不愿探究真相，是皇朝传统专权（自命“天朝”）“说你白你就白、说你黑你就黑”的行为。它代表的是“天朝”立场，而非完全是个人立场（保持和皇朝政府一致的口径）。我们确信，那种“博学”称号，可以证明他们并非真的如此愚蠢，它应该是“心向天朝”后的口是心非；二，历史仅留给后人的这种记载，能否真正代表当时社会即现代人口中的全体人民的认知，以“代表”逻辑推论，被当时有识国人咒骂，也很难说；但它像中国封建官场劣币驱良币一样，正确的“记载”已被“驱”走，这是体制性的相辅相成。这也是有历史学家揭示的：历史有时具有欺骗性。而这种欺骗性的历史或确切说史述，是很难滋生出先进的。

史笔同时记载，当中西首先在贸易和文化观念领域发生冲突的时候，清朝官僚举国性都把西方国家的名称加“犬”字傍或“口”字傍，以示只会“犬吠”的非人类——“犬羊之性”。如把英吉利三字都加上了口字傍，把美国称为“咪国”，人名也是或加“口”或加“犬”字傍。但是，翻一翻清末民初国人评述清朝初中期史笔的记述文章，已经大都把“口”、“犬”字傍自觉地去除了，在这种转述史中很难再看到这种偏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民国初年的遗臣遗绅们也认识到了自己前代祖先的认知落后了！为前朝中国官绅眼光局限而羞愧，是否是现存史笔消失“口”、“犬”字傍的真实原因呢？

仔细梳理一下清末中外冲突之际的史料，后人可以读到当时官绅有“晚清政府就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卖国政府”（现代学者定义）而愧对子孙的真实史笔记述。“愧对子孙”确实是清末很多官绅在无奈惨败之际的扼腕长啸，也是后代中国人读到这段清末史时的扼腕长叹。

“知己知彼”是二千多年前中国古人的智慧。有清一朝以愚顽“天朝”观漠视世界，不知己不知彼的朝政行为，有愧古人，有愧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