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具有惰性，这几乎是一种社会常识。惰性侧重于对过往历史社会物质与文化的传承和向后看，缺乏面向未来的主动性。换句话说，惰性正和改变社会现实、面向未来的主动性意思相反。

众所周知，清末社会的诸多先进者和后代史评者一致认为，即史实说明，清末近代的洋务、改良是一种被迫的进步（从社会意义上说，国内“革命”也具有相对应的“被迫性”，即被迫造反）。这个“被迫”一词，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这种“进步”的本质：它是在当时社会诸多外界因素的促成下才进步的，它并非是一种社会本质的进步。就清政府而言，这个“外界因素”包括了内忧外患。外患即欧美殖民侵略，内忧即国内太平天国运动、改良变法、革命共和的次第风起云涌。就社会本质或说清政府权力本质而言，脱离了这种内忧外患的外在条件，就很难说这个清政府主导下的中国社会能否进步。

权力传承时过境迁，中国这只航船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不再具有表象的外界因素的中国社会，突然以“穿越”两字风靡于举国上下。这个“穿越”，是向清朝旧中国的穿越，长辫子、满清旗人数年之中充塞于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电视频道中（被人们归结为“穿越剧”）。假如说清末中国是封建中世纪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天朝”帝国被迫性地穿越进了近代世界社会，那么，历史社会以近年风靡的回归“穿越”两字，在人们不经意间述说着它曾经进步“穿越”的不足与无奈，这是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相同惰性的真实、不自觉的自述。确实，物质社会在进步，但它能否拽着社会人们的观念一起进步，向后“穿越”两字正是其最好的注解。换句话说，自清末以来的历史，先人们常歌颂了其积极进取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本质中存在的惰性落后一面，这种被忽略的东西，正以现在出现的“穿越”两字，把它固有的回归欲求面目反映出来了。

有人说，美国以星球大战和机器人大战在向未来穿越；与此形成对比的，中国在向古往穿越。也许，这里没有谁是谁非，只是这个传统社会以其肌体的惰性本质在无声地自述。但是，传统中国会否由其惰性而轮回地招致历史规律性的内忧外患呢？也很难说。不主动就会被动，这是任何现世社会每一个人的自述，也是历史的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