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辈们一代又一代的感悟和觉醒大都是一种个体自我行为，没有前人的经验即所谓的“圣明”在告诫每个人。维新志士谭嗣同说：“即嗣同少时，何尝不随波逐流，弹诋西学。与友争辩，常至失欢。久之渐知怨哎，亟欲再晤其人，以状吾过；而或不更再遇，或遂墓上草宿。哀我无知，负此良友。”

由于落后封建统治体系的庞大性与传统性，它左右了其内每个人的思想；而每个个体由于阅历和接触比较性的外部思想的先后和深度不同，觉醒意识便成为了渐次的个体行为。“与友争辩”，传统中国人便成了一盘散沙；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争辩，传统中国人便成为了有人定义的“精神分裂”。这种觉醒，如风至尘扬，此起彼伏，互不凝结。

清朝上溯，中国的权力阶层唱了“皇上圣明”数千年，就像“皇上万岁”那样荒唐不堪（帝王求长生不死是否是上了那些拍马屁者的当，博一笑）。

觉醒被庞大的统治体系所不容，只成了野外星星点点的萤火之光，它不可能成为来者的指路明灯，只“或遂墓上草宿”。同期的维新志士毕永年、梁启超等，最终都回归了佛学。“皇上圣明”，它推动了另一种外来文化：（心灵臆想性的）佛教香火不灭。

“缺乏一个良好的领导”，这是洋务时期外国教官对北洋水师的评价，但它何不是对无能、却又领又导、搞着落后政治的清廷封建体系的评价呢？确实，北洋水师覆灭了，清朝体系崩溃了，它既是一种逐波，又是一种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