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春，英国泰晤士报抨击英国政府近年授予波斯国王勋章一事，认为半文明国家不足以授勋。此时正在英国任公使的郭嵩焘听说了这篇文章（有助手懂英文），在《巴黎与伦敦日记》中颇感概地说：

“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注：Civilized 文明的），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注：Half Civilized半文明的）。哈甫者，译言得半边，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坐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其义者尚无之，伤哉！”

这是一段西方人攻击亚洲波斯国“半文明”使得郭嵩焘产生伤感联想的文字。尽管郭嵩焘对“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有其独特的视角，即不能说他说得全面，但他对中国远古“三代”传说中“盛时”之说，仍不免落入厚古薄今的传统士大夫俗套。每当现实不如别人，遥想古旧盛世几乎就是传统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难于消释的情结（清朝人盛赞“三代”，现代人盛赞“汉唐”）。

对于文明、半文明、野蛮的评判标准，处于当时互不了解的封闭与半封闭的时代，各国依照传统观念各有其评判标准，哪国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野蛮国家。或者说，对于人类本质来说，文明与野蛮本来就是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交融概念，即现代人所说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但是，就现实世界来说，评判的标准还有一个到目前为止通行于任何人类群体、压倒性的依据：既强又盛及战胜，这是任何历史时期朝代（国家）兴衰的无可抗拒的观念。

就郭嵩焘所处的清末时代，西方先进的器物载着西方先进的理念而来，这和中国传统士大夫“器以载道”观是一致的。郭嵩焘作为一个既看见西方物质（器）又亲历欧美国家看见了西方精神（道）的清朝官僚士大夫，他的“器以载道”的感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第一任清朝驻外公使的郭嵩焘，无法看到他身后故土中那些探求西方、比较与鉴别的开明观念，他祖国所实际存在的，仅是数千年中国巨大无比的封闭传统的“道”，及对外来“奇技淫巧”的口是心非的斥词——西方器物实际已被皇朝官宦所接受；西方把中国视为“夷狄”，就像“三代”时“中国”视周边小国为“夷狄”一样，而士大夫尚处于自大无知之中，这怎不会使郭嵩焘莫名喟叹：“伤哉！”

也许，社会的进步有两种形式：纵向自我更新的新陈代谢和横向比较的择优汰劣，扩而大之，纵向与横向的择优汰劣贯穿于民族融合的各个故往历史时期。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这种属性存在于个人及与之相仿的国家的开明与进步中。

历史学家章开沅评论思想发生变化后的郭嵩焘说：“一个年逾花甲的人，读了大半辈子儒学经典，头脑里塞满了‘夷狄之有君，不如夏之亡也’，‘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之类糊涂观念，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明确，承认得这样彻底，这需要何等的科学态度，更需要何等的勇气”（章开沅《离异与回归》）。

然而，这位作为第一个政府官员踏出国门、亲历西方文明的皇朝士大夫，个人思想转变所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也正因为如此，他便为这个仍游荡着‘华夷之辨’阴魂的‘哈甫色维来意斯得’社会所不能容忍。在当时的条件下，就他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同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