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熊月之先生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疑忌的消解：从‘西医现象’说起”一节中说：

“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求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如果在各种学科中，举出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特征的一种，我认为医学最为合适。

“西医在中国的遭遇很有典型意义。始而被怀疑、猜忌、排斥，继而被试用、接受，再而被信任、高扬，最后长驱直入，占领了医学主导地位。”

熊月之先生从中西各自传统文化角度讲述了中西医。笔者认为，中医这个“传统文化”必须去除封建社会主流权力施予影响的因素，它只是一种纯民间的文化因素。因为，在中国民间的历史社会中，中医的发展，几乎很少（或从未）得到皇朝权力的支撑与扶持，中医在中国历史上的发生、发展一直处于民间“祖传”和“师徒传承”的处境中。这也构成了权势社会中的中医发展的先天不足。如果中医具有辩证施治、阴阳五行、虚实相通、表里一体这种先人智慧积累的积极因素的话，那么，它同时难免受到落后时代文化中那些迷信思想的影响（不排除民间郎中有生存之道的以赚钱为目的的治病现象）。迷信及缺乏权力认可造就了中医的先天不足。

确实，假如以中医作为一种科技学问来说，它最能代表科学在中国历史社会中的遭遇。东汉末年的华佗是中国人常常引以为自豪的历史“神医”，他以“麻醉药”和手术性的“外科圣手”而载于史册。但是，自后近两千年皇朝权力的更替，华佗的医术有发展否？清末时期，外科手术只成了西医的专用名词；清朝内宫史料告诉我们，太监的去势，没有任何引用麻醉的记载。中医郎中的技术，仍停留在华佗时代，只有失传而几乎没有发展（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西学中源论”也承认这种失传，郑观应说：“其外治诸方，俨扁鹊、华佗之遗意，有中国失传而逸于西域者”）。

1857年，对中国医学发展有贡献的西医传教士合信，在上海出版的《西医论略》中，对中西医作了两点比较：其一，“西国医士，必须屡经考试，取列有名，方准行业。其贵如中国举人、进士之名；其法略如中国考取文士之例，所以习之者精益求精。中国医士，人自为之，不经官考，不加显荣。此不精之一故也”；其二，“人之脏腑百体如钟表轮机，若不开拆看验，无以知其功用及败坏之由，是以西国准割验死者……故西医皆明脏腑血脉之奥。华人习医无此一事，虽数十年老医不知脏腑何形，遇奇险不治之症，终亦不明病源何在。此不精之故二也”。其论尚诚恳否？

当西医在清末民初以其“西方古典科学”发展凝聚而成的一门科学，强势地进入中国的时候，那些实质以保护特权而排拒西学为真正目的的统治者学说，再想拾起一贯被传统历史统治者忽视的中医，以抵御外来文化，其时晚了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