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兰是清末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科技学者，在数学、物理、天文、生物上造诣很高。在两次鸦片战争之中期间，他与西方传教学者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合作译著有《几何原本》、《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谈天》、《重学》、《圆锥曲线说》、《奈端数理》。很多译名术语流传至今，如“微积分”、“方程式”、“代数学”、“几何学”、“细胞”、“植物学”等。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李善兰从原先外国传教士开办的上海墨海书馆转而投入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军工“制造局”，设计并制造了一艘自制蒸汽机轮船。

李善兰1811年出生于浙江海宁。浙江是明末及清初对外开放的贸易口岸，这里建有“红夷馆”。浙江也是明末清初产生著名学派并影响深远的地方之一（康熙朝“四口”之一的“浙海关”就在浙江宁波）。尽管浙江在乾隆年间关闭了红夷馆，但外来的思想会否对这里的学派产生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李善兰与传统中国人一样，走的是一条科举之路。他17岁参加乡试，未中，从此放弃八股，潜心科学。他的这种行为，必然被走仕路的传统观念所不容。据说，在读私塾时，他曾因擅长数学、短于经史而被私塾老师训斥（中国人和西方人是一样的，牛顿小时候也曾被斥为“呆子”）。史料没有记载李善兰是在什么动机下离开海宁前往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开埠的上海的，但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书中，记载了李善兰初到上海一事。

“一日，（李善兰）到上海墨海书馆礼拜堂，将其书予麦先生展阅，问泰西有此学否。其时有住于墨海书馆之西士伟烈亚力，见之甚悦，因请之译西国深奥算学并天文等书，又与哀约瑟译《重学》，与韦廉臣译《植物学》，以至格致等学，无不通晓。”

李善兰拿出的，就是他根据上辈遗存至今的明末清初外国西学著作及结合自己兴趣而书写的书，他对科学的兴趣，使传教士“见之甚悦”，两者一拍即合（李善兰早期在家乡时就对本国学者与前代西人的科技著作具有强烈兴趣，著有《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等数理著作）。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尽管清政府开放了“五口通商”，地方政府官员也可以与西方领事、传教士、商人“合作”，但那只是表象，或说清政府所谓“政治策略”上的表象。实际上，无论是官员还是民间士绅，对外国人都是排斥的，一种令今人读之忍俊不禁的称呼“洋鬼子先生”，大约就出现在这个时期，更何况这些在外国人机构中工作的中国人。“焉能事鬼”是持续很长一个阶段的清末主流思想。当时在墨海书馆工作的王韬、李善兰等人都表达了这种夹缝中生活的孤寂。

王韬在《瀛壖杂志》一书情绪化地写道：“新凉之夕，珠露既零，桂月如昼，壬叔（李善兰别号）凭栏长啸，林籁震荡，行云不流……，此皆不得志于时，聊一发声以宣郁积耳。”王韬为后人生动地写照了李善兰（包括自己）“凭栏长啸”、“ 以宣郁积”的形象。

《王韬日记》也记录了李善兰的亲述：

“壬叔言：昔年同艾约瑟至杭，乘舆游天竺，为将军所见。时西人无至杭者，闾阎皆为惊诧。将军特谕仁和县往询，县令希上意，立逐艾君回沪，而将壬叔发回本州。”

在墨海书馆工作的李善兰竟然把同僚外国人带回未开埠的家乡游玩，此事惊动杭州将军，一个逐回上海，一个遣送杭州衙门。这是否就是这些科技学者在这一阶段的钢丝上的生活？

这些夹缝中人后来都引力般地离开了。王韬由于特殊的经历而随英国传教士去了英国，回国后成了一个先驱性的报人及改良派思想家；李善兰后来为李鸿章开办的江南制造局工作。1868年，李善兰经较有声望的名僚郭嵩焘推荐，至京师同文馆任教习，直至1882年辞世。李善兰在科技学术上的成就，主要取得于上海、南京的一段经历中。

历史学家熊月之对那些科技翻译、著作人才评价如下：“学术上的成就，内心的自负，与社会地位的低下（至少是不高），适成强烈的反差，正是这批科学前驱们愤世嫉俗的根本原因。”（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