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争夺是激化内部各种矛盾的枢纽，这几乎是封建皇朝一条不可转移的规律。戊戌政变以后，一直存在于民间的义和拳迅速爆发成为“义和团”运动，便向人揭示了这种规律。

一，戊戌政变成功，标志着清廷内部“洋务”观点的失败。政变发生以后，朝野“洋务”思想一时沉寂，“谈洋色变”使得任何开明官绅嗫嚅不敢言。李鸿章在戊戌政变以后离开京城南下广州任两广总督，也标志着他一贯以来“和平”外交思想在朝廷主流中的失败。在守旧派看来，洋务派等同于变法的维新派。然而，对于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大清国情来说，近代洋务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方向。清廷压抑性的专制强力，实际上成为了徒劳和反动。

二，专权者慈禧太后借光绪名义“立储”以后，“储”爹载漪（慈禧太后的侄女婿）入主军机及总理衙门，成为一名炙手可热的人物。守旧大臣的趋势性决定了载漪力量的迅速飙升。

三，清廷“立储”行为，正如李鸿章在去广州前，向慈禧宠臣荣禄曾经预测的那样，“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李鸿章不愧为长久以来的朝廷权臣与外交专家，对内对外预测都很准确。外国公使的“抗议”表现在两点上，一，对国与国之间立“储君”应例行的“祝贺”，洋人采取冷谈态度，无外国公使去祝贺，这使得有了一点近代外交意识的“人气红人”载漪大为光火。二，清廷是以光绪皇帝生病为由“立储”的，对此，各外国公使要求派一名外国医生为光绪帝确诊。开始，慈禧以“礼仪不合”为名推脱，但在外国公使的“抗议”中，只能无奈同意。而外国医生在诊断以后，便宣布这种术语“健康原因”不可信。国内“各省疆臣”的“仗义声讨”，首先表现在两江总督刘坤一那句著名的宣言上，“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本来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但张“宦术甚工”临时退缩了）。上海电报总局总办经元善更是联合各界人士通电反对，几天之内，士绅签名超过千人。经元善的行为，使慈禧大为光火，下令抓捕。经元善逃至澳门。“立储”消息传至海外，那些流亡的变法人士更是痛加抨击。一些反应强烈的志士纷纷潜回国内，“勤王”自立军便在这个时期形成。

朝野内部的矛盾，为带有“民教冲突”色彩的民间义和拳形成规模，制造了温床。清廷炙手可热人物“储”爹载漪适时地看到了这种“排外”力量。史料明示，义和拳能具有清廷底层组织“团练”式“义和团”的称谓，正是发源地山东几任巡抚构思并命名的。

对于民间力量的利用，目的不同，看法就不同。载漪等清廷守旧派，看到的是“义和团”排外的一面，但地方疆臣却看到了另一面。张之洞说：“此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铁路与教堂何设？可见实系会匪，断非良民。”他说：那铁路和教堂是谁造的？不是在地方官员主持下造的么！毁坏铁路和教堂，就是向“国家挑衅”。载漪等人可不这么看，器物乃“形而下者”，治权才是“形而上者”，洋人竟敢冒犯“主”权干涉内政！

但是，在慈禧上谕“不问会不会，但问匪不匪”这种带有倾向于支持“义和团”言下之意以后，张之洞改口了。由两江总督刘坤一起草、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名的电奏中，原文有对义和团“一意痛剿”之句，张之洞修改成了“定计主剿，先剿后抚，兵威既加，胁从乃散”。模棱两可的“先剿后抚”与清廷保持了一致。

义和团在清廷的利用中蔚然壮大；也在清廷遭受外来打击的失败中兼带快速消亡了，它的命运，只能受利用者制约（清廷反成为了它消亡的主要打击者）。而地方疆臣剿灭“义和团”及抗旨的“东南互保”主张，为清廷挽回了一点颜面——确实仅是“颜面”而已。

戊戌政变，已亥立储，庚子之乱，辛丑赔款，是清廷跨世纪四年的四个链接，是二十世纪初前后清廷所造就或面临的诡异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