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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交“能手”李鸿章产生的联想

(2011-11-05 07: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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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普通人看清末史专题

中法战争谈判过程中,法国外长沙梅拉库给总理茹费理写信说:“除非有一种决定性的军事成功,我们没有可能与中国达成协议。”这里面反映两层意思:一,谈判对手李鸿章很会谈判,可能在口头上占尽理由;二,法国人正准备“决定性的军事成功”的时候,恭亲王奕、北洋大臣李鸿章还在幻想谈判,避免战争。这是对待同一事件绝然不同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决定了事件的真正走向。

为什么李鸿章竭力避免战争而法国政府不惜一战?这里不可忽略李鸿章有着对大清中国官僚体系完全了解的地位。这个官僚体系是一个具有传统勾心斗角、具有借力打力内斗权术、实际松散的政权实体。对外战争必须具有政权基础的支撑,这是常识。而这个政权基础,由于传统皇权为君之道的千年修炼,一向具有相互牵制、你推我搡的传统。李鸿章的不战,个人主观因素固然有,但关键点不在此,而在封建皇权的统治机制上,这个机制决定了其上产生的谈判者只能是前赴后继的李鸿章一类的谈判者。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卖国贼”琦善、耆英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妥协派恭亲王奕、曾国藩等;从中法之战中的奕、李鸿章,到中俄领土之争中的崇厚;从中日、中国与八国联军战败后的“卖国贼”奕劻、李鸿章,到民国初年中日“二十一条”的“卖国”袁世凯,这一系列的妥协投降者,是个人因素?抑或是国家机制因素?历史学者不在这种共性中找寻其背后本质的东西,难道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固然,失败是一种综合因素的结果,李鸿章作为其中的权臣,推诿不了其个人的作用。但决定因素不在个人,这是显然的,这种制度性的决定因素,使得其内的任何一者都会在“揽权”之际,战战兢兢、左顾右瞻,成为一种名为权臣、实为弱势的一个因素。尤其是,由于皇权的与民对立和独裁性,中国皇权总处于外患与内忧并存的状态中。这种君臣民的松散结构,处于列强环伺之中,可能神仙都勉为其力了。

由李鸿章权臣对外的摇摆性,还可以联想到中国历史社会的另一种现象。

历来史笔把“官军”或“匪军”(皇朝成则为官败则为匪的不确定性)的“投诚分子”,尤其是把包括普通百姓的“投诚”说成变节或叛徒(清朝正史中的“奸民”),把这种变节推罪于个人行为(不可否认有个人因素,但同样不可否认个人的渺小作用),而漠视“变节”的具体及历史原因,即这种社会的土壤性,这是否是一种非此即彼“一加一”式的简单思维呢?可以说,这种简单思维运用于历史社会横向的政客或敌手双方,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着纵向研究的历史学者采用这种思维形式,则完全是一种对历史社会不负责任的态度,甚或是一种原始、愚昧的观点了(就如民间甲与乙有隙,便不允许所有人与乙来往一样的狭隘心态)。就总体来说,变节的个人行为有着巨大而深厚的社会本身制度性缺陷的前提。只有完善制度,才能逐步消灭这种个人行为,这是土壤和产物的关系。不客气地说,不完善这种制度性缺陷,叛变行为总会一如既往,甚至是,自诩“忠于”及骂别人叛变者,自己最终成为了那样一种不光彩角色。中国的近代史宦海中,完全不乏这种人物例子。这是骂人者的无能?抑或社会体制的无能?历史社会应该在智慧、觉醒中前进,而非在传统中维持。

 

注:以上观点笔者在前面文章“两汉奸与历史弄人”一文中表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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