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亲王善耆的肃王府，因1900年北京义和团时期位于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被外国人作为收留上千名避难的中国教民而在史述中第一次闻其名。《辛丑条约》以后，善耆任管理御卫军（步军统领）、御前大臣、民政部尚书等职，并从八国联军占领时期的日本人手中接管了组建清朝治安军警的职务。据说善耆是中国警察的“创”建人。

民国“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杨云史1936年在写汪精卫刺摄政王载沣的《蒙难实录》中说：“肃亲王善耆，字蔼堂，好文学，工书，爱才下士，每休沐必招余往，作文酒之会，间命丝竹，宾客满坐，午夜始散，数载以为常。其子宪章，与余约为昆弟……及辛亥弃职归，王已徏居大连，数年而薨。子孙众多，流寓东京大连间，贫困不得归。”杨云史曾随李鸿章儿子李经方出访英国，并任驻外公使，辛亥革命后弃职归国。杨云史说：肃王擅于礼贤下士。我与他儿子结为兄弟。辛亥革命以后，我归国，数年后，肃王死（1922年）。他的子孙辈在日本和中国大连两地往返（女儿即金碧辉又名川岛芳子）。岛国日本，是中国清末民初先后各类流亡人士的大本营，这并非是它善待中国的“识士”，而是招徕各类人物、对大陆中国另有觊觎的实质表现。

辛丑以后，清廷官僚阶级在列强打击的震动之下，也主张有所革新，剔除积弊，以挽救满清朝政。国外留学归来的（个别）新派人物，清廷也能待以宾礼，或延为才用。在这种大势下，朝野对士绅批评朝政、甚至反对激烈的言论，也有了似乎宽容的态度。这其实是庚子年（1900年）北方义和团时期，南方官绅反、保慈禧太后和反、保光绪帝的纷繁主张的再一次体现，这也是汪精卫刺摄政王后得以宽免的原因。这是民心大势的产物，与清廷皇权的专制本质无关。汪精卫刺案事发，时人对统治本质的认识还是持有“人莫不为先生危，先生亦自分无生理”（同上书）。

《一士谈荟》说：汪精卫刺案以后，“清室仅以监禁定案，善耆之力居多，为世所称，亦以夙多接近新人物之故。闻当案解法部之前，善耆秘延汪等至邸会晤，待以宾礼，从容谈话，以政见相讨论，仅顾鳌一人陪坐。”清廷“有识”者善耆似乎感觉到，在外国列强的打击面前，国人有识者的“政见”是有利于这个政府、这个国家？善耆请来陪坐的顾鳌（六品军警），是和汪精卫等有相同留学身份而被清廷重用的人。很显然，善耆在给汪精卫展示“留学生”被重视的榜样呢。善耆的“教育”，成就了后来汪精卫抗战时期独特的经历？这是他对国家与政权的“痛苦”认识？一种致力于政权、而非致力于民富国强、强民强国政策的皇权传统私利政治，是难于“教育”出真正有识的人才的！这是土壤与其上产物的内在本质关系；而只有造反、革命者如孙中山，才具有“天下为公”的思想？这也是产物或说反传统的产物？

善耆崇尚两千多年前的大儒孟子，府中有一匾额，题字“如当舍”。来访者都不解其意。善耆解释说：“君未读孟子乎？‘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种思想，即是中国几千年传统“贤人政治”的思想，也是后来汪精卫所谓“曲线救国”的“痛苦”表达。据说，汪精卫在组建汪伪政府前自我标榜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与善耆、孟子的表意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