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记述，太平军攻占武昌城，是其成势、直捣下游南京城的始发点。道、咸两朝“名御史”黎樾乔（又名黎吉云）日记记录了太平军攻占武昌城的大致经过。

“咸丰二年博勒恭武守岳州，‘贼’来，先遁入武昌，其所带兵即在城外抢夺，声言‘贼’即至。因而常抚仓猝将九门坚闭，烧城外民房。周围数十里，四昼夜火光烛天，民不及避，自尽自溺及焚死者约万余人。文报遂绝，薪米遂无从采买。常抚又将京口一带戍兵全撤守城，故‘贼’水陆并进，无人侦知。常抚又屡促焚汉口镇汉阳城外数十里民房，十一月十二日辰刻纵火。汉口张司马夜逃，义勇四千遂大肆劫掠。汉阳守兵三千，缒城奔溃，多溺死者，亦存空城。‘贼’只数十人，梯而入。皆从陆路来者。武昌城头自初九开炮，十二日止，见船即打碎，皆良民难民。……十二月初四日黎明，‘贼’十余人梯上保安门，守兵六百名一齐缒城逃散，未开一枪而城已陷。是日戕官五百余人，烧常抚尸，戮民积尸高与城齐。城外发冢。已而协从之‘贼’十余万，分水陆弃武昌而下。”（引自《一士谈荟》）

此段文字分以下几个层次。

一，咸丰二年（1852年），听说太平军打来，岳州守将博勒恭武逃入武昌，所带旗兵在武昌城外抢劫。二，为了扫清城外视野，湖北巡抚常大淳命令放火烧毁城外民房，平民死万余人。此谓敌未到自先乱。三，常巡抚又把“京口”守兵尽皆撤回。这是重在保命、不懂战争的本能低级行为。这种官僚只会认为，拱卫在自己身边的人越多，自己越安全。自此，敌情不通，成坐困之势。四，十一月，常巡抚命令烧毁汉口镇、汉阳城外“数十里民房”。汉口、汉阳遂成义勇抢掠之地，守城的兵士因恐慌而系绳吊下城墙逃跑。义勇应指清军的汉人勇营，守兵应指满蒙旗兵。这是所谓的“坚壁清野”？两城镇被太平军数十人爬城梯占领。五，常巡抚在武昌城上见船即炮轰。黎御史着笔写太平军“皆从陆路来者”，意思指船上的人不是太平军。历来官僚最恨战时逃跑的任何人，即使是逃难的民船也在炮轰之列，那是不保护他！奸民、叛徒之谓——君臣父子之道也。这是传统官僚的逻辑。六，十二月初二日黎明，太平军攻上武昌城保安门。守城旗兵未开一枪即用绳子吊出城外逃跑。太平军杀官员五百余人，火烧湖北巡抚常大淳尸体，戮民无数。这“戮民”怎么回事？要不官军跑了，百姓在守城？故城外坟头无数。七，武昌百姓投奔太平军，成十余万之势，沿长江分水陆两路向南京而去。

黎御史回忆说，自上年（1851年）八月开始，署道衙门的官员已经有了移入省城的议论，人心开始恐慌，至清兵撤回武昌城，各地官绅更加惊惧。高官眷属载船而来进入武昌城，其余只能停泊在城外江面上，“船只蔽江面”。

御史讲述了两次战斗场面。

“制府”指挥水师进军巢湖，在接近武穴镇时，远处望见太平军“船千余蔽江而下，以木牌卫锋，继以空船燃火。我兵枪炮齐施。迨炮已放尽，人力已竭，而两兵始至，中其奸计，前锋恩镇落水死。”这是清军中了太平军的“空船计”，其实是江中一队空船点火而来，引清军开炮，然后陆路两支部队攻打江中清军的水师。

一路追赶而来的广西提督、后来成为驻守江南大营最高长官的向荣率数百名清军追剿一队太平军，却中了“诱敌深入”之计，被太平军包抄，四名“都守”战死，向荣本人落荒“跨马渡江，水已没腹，几不可保。”

黎御史用左宗棠来信描述了武昌战役后果：“‘贼’未来之先，官计算丁口，共七十万余人，今其存者不过十有余万，又皆老弱尩羸气息仅属之人。湖北兵饷堤工每岁需八十余万，自二年十一月以后，至今应领之款二十余万，迄无以应。”左宗棠告诉黎御史：一，平民的成年男人（丁口）锐减；二，原来八十万军饷现在二十万都无人领了。

综上所述，人口锐减来源四个方面：一，清军炮轰及驱赶难民；二，两军战斗减员；三，太平军戮杀防城者；四，“协从”太平军而去。

这是官僚文人对官和“贼”双方的一幅朦胧白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