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铭是历经道、咸、同、光四代的名士（咸丰年进京求官）。他说：“道光名士苦于不读书而鹜虚名，咸丰名士病在读杂书而喜狂言”（引自《一士类稿》）。

李慈铭此言，总体品评出了这两个时代那些陈腐“名士”的大致行为。道光朝封建官僚体制还没有感悟出当时正在日益逼近的内外冲击（除舆论支流个别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咸丰朝则已经受到了内忧外患的冲击。官僚政权像一具反应迟钝的机器？受到触及才“狂言”；李慈铭此言，把自己超凡脱群置身物外，而实质，其人也在那些“名士”之中，骂人者自骂。这是中国历史传统学术文人的悲哀。

清末同一时代、时间稍有前后的三人：李慈铭、王闿运、文廷式，都是这个时代才气横溢、郁郁不得志者。三人除了以文章闻名外，还以擅长指责他人而得名。而同时，这三人又是各权臣幕僚攻击的众矢之的。

就三人而言，史笔留下了他们之间的对骂。

李慈铭说王闿运：“其人予两晤之，喜狂言，盖一江湖唇吻之士”。

王闿运对和他一同“噪誉文坛”的李慈铭，则认为：李慈铭根本不懂诗，并羞与为伍。

以维新思想而被革职的文廷式这样讥评李、王两人：“然莼客秉性狷狭，故终身要无大失，视舞文无行之王闿运，要远过之。”莼客即李慈铭，文廷式说：王闿运舞文“无行”，即无道德、无品行，李慈铭更甚。这三个文人，真的各有一张臭嘴。当然，三人在各自的文笔中也偶有相互肯定之词。

这些文人的相互诋毁，在时代渐远的历史帷幕上出现了一幅背景：在清政府的无能与腐朽下，这些小文人在相互作着街骂？长久流传下来的“文人相轻”一词，也是历史皇朝制度的畸产儿？文人相轻，决非国人的本性，家长自私无能，才会使儿孙离心离德。

中国历史皇朝官本位制度，使得独断的长官作着骂人的示范榜样作用。但皇朝塑造的圣人是“不会”骂人的。《曾文正公日记》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日记写：周祖培中堂的儿子“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又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因周少君之荒谬不堪，既以面谕纪泽。”

曾国藩这段文字显然在骂周祖培儿子“荒谬不堪”，但由于其后来有“立德、立言、立功”的三立光辉形象，有民国后人（《一士类稿》）称：那不是在骂人，而是在训子曾纪泽。看来，那个时代文人的荒谬，不仅仅在骂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