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戊戌（1898年）那年，林纾居北京“东街老屋”前院。某日晨“三鼓”（凌晨四点前），林纾突然推门冲进后院大呼大叫，“声震瓦屋”，喊完便哽咽了起来。被闹醒冲出来的人“众皆疑惑”，后来才知道“六君子就义”的消息，大家都“扼腕流涕”。

林纾1890年考进士不中，从此寄寓于北京。他不懂外语，却与人合作，创作性地翻译了《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一时造成“洛阳纸贵”。同期，林纾写了一首“渴睡汉，何时醒”诗，其中说：

                 我闻西人外交礼数多，一涉国事争分毫。

华人只争身份大，铸铁为墙界中外。

挑衅无非在自高，自高不计公家害。

我笑富郑公，区区争献纳。

若果赵家能自强，汴梁岂受金人踏。

……

清末时代，知识阶层、官绅阶层，对清政府外交中表现的种种弊端，已经非常清楚，如此诗中的“界中外”及“自高”。但是，完全可以肯定，“界中外”、“自高”只是对外关系中的表面现象。现象决非是导致外交失败的根本原因，这是常识。林纾接着写：

国中我自宗王道，参之西法应更好。

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王道”，成了中国一贯以来理所当然的惯性思维，就像神授皇权那样“神圣”。同期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就像成语里的“盲人摸象”一样，对外国之“象”，摸到的是多种绝然不同的“象”。部分人摸到的是“民主可以开民智”；部分人摸到的是“外国民主”乃是“暴民政策”（同期辜鸿铭语）。林纾“宗王道”的理所当然，言下之意是它的优越性，再加上“西法”，则可以“王师奋迅如风雷”。其实，林纾的观点，正是清末民初清皇朝重症之躯的时候，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为它诊断清楚的问题：王道与西法。王道是“唯我”排他的一统擅权号令；西法是议会的“民主”，“道”与“法”有着根本性的冲突。从这点来看，林纾对中国“王道”的优越性似乎看得很深刻，但对外来的“西法”，不能不断言，几乎无知。

林纾以清末时期创作性翻译外国名著而闻名于当时的文坛。就他的这种翻译手法，其实是同期睁眼看世界的文化人普遍采用的。这叫做边翻译边感悟。翻译家、思想家严复“开民智”性的诸多翻译著作，都采用了翻译与创作相结合的手法。翻译，也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睁眼”的人文特色。同一种社会土壤里，生长出的，是同一种需光合作用的绿色植物。

林纾对“六君子”被杀的痛彻心腑，也是这个时代无数进步知识者同有的感受。鲁迅为此写下了讽刺小说《药》。

同期，林纾写有一首《关上虎》，其诗云：

“虎来！虎来！关上人多安有虎？蠧役作威挟官府。小民负贩图营生，截路咆哮闻虎声。虎吃肉，不吐骨。官纵虎丁侦绕越，官岂全无恺悌心。当关纵虎妨人行，无如比较急于火。宁我负民勿负我，堂皇飞签责虎丁。有船到关船须停，虎丁得钱实腰膪。……”

林纾此诗，就是与一千三百年前“三吏三别”时代相同的描写。同样的社会状态，造成诗歌创作水平的没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