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于1877年冬出使英国任清朝第一任常驻外国公使。但是，当他按清廷的要求，把在英国的见闻以日记和信函的形式传递回国的时候，却遭到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责骂。副使刘锡鸿没有成为他的助手，而成为了他的监督人和举报者。在朝野汹汹的舆论中，郭嵩焘于1879年黯然回国，辞官回乡，终老一生。

郭嵩焘不具备传统的为官之道，没有公论和私议之别。那种把私议公之于众的做法，论述再高明，也是违背了皇朝为政为官的“道德”标准。史料记述，郭嵩焘驻英期间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窃以为控御之方，在去猜嫌之见，以制其嚣张之气，求因应之宜，而力争先着，以杜其要挟之心。”显然，他是站在清政府的立场，在讲求对外策略。但他接着说：“彼土人才，实胜中国，为能养之而使尽其学，用之而使尽其职也。”

人对事物的评说，一般都出自某一角度，这是常识。此谓“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论是非的对事不对人。但是，出于不知是怎样的一种传统逻辑思维，听到的国人都会摘取个别词语，无限扩大，不是去思考“尽其学”与“尽其职”，而是“实胜中国”四字触其眼目、障其思维了。这给了刘锡鸿们谩骂的理由。这不是媚外是什么？这不是汉奸是什么？郭嵩焘对事不对人，刘锡鸿们对人不对事，郭嵩焘纵然有百口也莫辩了。

平心而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金无足金，一句话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表达一个人完整的思想。郭嵩焘处在大清中国被列强欺凌的时代，这是朝野世人有目共睹的，而被欺凌总有其根本的原因所在。这是那个时代一切进步、求强的中国人苦苦探索的题目。这才是切实的对事不对人的态度。一个真正进步而开明的政府，这种简单的常识不会不懂。只要有着为本国求强的良好出发点，它应该允许人议论，并允许人说得不那么面面俱到而出错。这既是一个真正政府的气度，又是一种明智进步的态度。然而，大清政府有这个态度否？没有。一，这是一姓封建家天下；二，家天下在循环中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个专制机制显然是优良的，只是船坚炮利不如人。就社会机制的优良而言，几乎成了视中国为“天下”的朝野上下的传统共识，尽管大清中国的现世社会构成是那么的破败不堪。在这样一个家天下专制机制里，为官与为人，人们学会了低调；学会了说话圆滑；学会了十句话十一句不着落；学会了推诿责任；学会了台上台下、幕前幕后、公论私议的两种评判“道德”的标准。这是中国几千年专制机制造就的愚昧的聪明特色。

郭嵩焘在另一封信函中这样剖析自己和剖析以刘锡鸿为代表的朝野舆论：“举世皆清我独浊，众人皆醒我独醉。以身之汶汶，受物之察察，公于此将哀之乎，抑笑之乎？刘君为嵩焘提挈，远适七万里，与同性命，而一意立异树敌，攻击不遗余力，竟不意天地间，有此一种厉气，鬼暤于室，狐啸于梁，自非万分蹇运，何以遇此。”

郭嵩焘叹息：古语反说吧，自贬自搧，一人之力犹如蚍蜉撼树，哀之笑之？虽然自己提拔了刘锡鸿，视为亲信，但这个亲信，只成了咬人的厉鬼，是自己几世修来的“蹇运”吧。

郭嵩焘也不该对人不对事，把命运不济怪罪于刘锡鸿一人。从他最终的落魄回乡来看，他的为人之道，和那个朝代的为官之道，是格格不入的。中国有个传统观念：性格决定命运。在那个时代里，他那种直言的耿直性格，能为官乎？即使是当代的中国人，也是明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