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以后，清廷正史记录几乎把光绪帝忽略不计了，仅有私家笔记时有对其稍作观察描写和议论，甚至有人说光绪帝有“韬晦之计”。这些记录给人的印象，只是光绪帝模糊的形象。对于历史人物，几乎可以这么定论，凡是模糊不清的人物记录，都有不真实而企图避讳什么的目的所在。史说倾向于光绪帝“懦弱”一面。其实，懦弱者必有其倔强一面，这是一个人常有的两种性格平衡的极端表现形式。

当时赞成维新改良的王照在《德宗遗事》中述说了这样一件事。

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入侵京城的那晚，光绪帝向慈禧太后表示：自己要亲自前往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与各国公使面谈议和。“太后不允”。光绪帝径自回宫，穿上朝服，“欲自赴使馆”。太监急忙去告诉太后，慈禧赶来，叫人强行脱去光绪帝朝服，使人监护，“严禁出宫，旋即牵连出狩矣”。太后挟光绪帝及后宫内廷诸人，装扮成平民，乘骡马车出西直门一路颠簸仓皇出逃。到了山西太原，光绪帝仍坚持主张独自回京议和，“太后及诸臣坚持不放”。

另据时人罗惇曧《庚子国变记》记，太后、光绪帝等一行到了山西太原，一日光绪帝“召载漪刚毅痛呵”，“ 漪等出，步犹慄慄也”。到了潼关，光绪帝再次向慈禧太后提出：一路向西南，我们能跑，侵略者岂不能追？跑到四川也无益。太后年纪大了，可以避往西安行宫，朕可以回京。否则兵难不解，终成祸殃。太后及随行军机大臣面面相觑，一言不答，终于没有议论出什么结果，只有西逃一法。第二天，“驾竟西矣，帝首途，泪犹溢目也“。

两件史料，再联系诸多史家笔记记述的珍妃在被推入井中之前说的话：太后可以走，皇帝则可以留下来主持大计。由此后人可以窥见，在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光绪帝也应该这么认为。“抗”与“抚”是中国历史在“国难”之际传统的两种客观常例观点。光绪帝的行为由多方史笔记述，可以作为信史。这是光绪帝个人在面临朝廷大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倔强一面。然而，这种倔强，是不能让其出头的。光绪帝出头之日，便是慈禧太后失控灾难之时。“挟天子以令诸侯”决不是三国时代曹操的独创发明，而是任何幕后强者“行政”的本能。“天子”即使是无用物，它也可以像“祖宗牌位”这种自古传统的游戏规则一样起到震慑的标志作用。慈禧的本能行为，不久后，获得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利益同为本能的认可，免于“祸首”，扶持为清末国人几乎一致看法的洋奴政府。

可以说，从小在深宫之内、长于慈禧严厉翼卵下、没有处理朝政及官场人事经验的光绪皇帝（仅有帝学的书本知识），其“韬晦之计”的表现是很不成功的，反成了史说中的“懦弱”。他的性格，真实遗传有慈禧血脉的一面（亲姨妈）。这种性格中所表现出的清末“国政”而非皇朝“朝政”的一面，成了慈禧此后的心病。时人评论说：“终德宗之身，虽迭受凌辱，中犹倔强。故西后弥留时，……遂有先置帝于死地之必要”（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换句话说，如果光绪帝没有倔强的性格，而确实“懦弱”甚至愚而傻，慈禧临死就不会带他走了。

对于光绪帝的死，时人“十之七八”相信是被谋害的。但由于这是皇家私事，不久就被遗忘了。相信者之说，只成了正统考据者嗤之以鼻的野史。光绪帝在1908年被毒死的信史，只在整整一百年以后使用了现代科技手段才被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