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鼓吹“托古改制”，尽管意在借孔子学说以行当世的改良变法，但客观上让世人纠缠于了孔学。由于孔学儒教是千年历朝皇权打造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品性，皇权最清楚；他的借旗反旗一出笼，便遭致封建士大夫文人的大肆鞑伐，反而成了“赖婆娘的裹脚布”——没有尽头了。他借旗的叛逆性就显现出来了：既然借旗，就是承认这面旗是正确的，那只能是具体操作者行为错误了。其实，这是任何学识与实践所具有的一个陷阱。

学识正确，只能继承、发扬并提高，扛旗反旗就是离经叛道的篡改。这是即使不懂“高深”学识的一般人也有的普通思维。在这面扛了两千多年、在皇统炼炉里渐臻“完美”的大旗下，康有为只能落得成为了官僚士大夫口称的“野狐”。

这个陷阱是什么？便是脱离民本社会、高高在上的皇统官本专制的炼炉，便是几千年小农自然经济社会里的宗法制度；这种陷阱已经被那个从小农经济走向工业经济、奴才时代走向民主时代的先人们抽丝剥茧、反复证明了的。

就学说而言，两千多年的儒学已经发生了畸变，这是皇统体系内的“鸿儒”也承认的。脱胎于旧文化的清末大学者黄遵宪曾这样断言：“吾年十六，始从事于学。谓宋人之义理，汉人之考据，均非孔门之学。”对于儒学的真正历史地位，中国历史上历朝文人都有过质疑，不过由于皇统“政教合一”的强势，这种质疑都湮没在了历史长河里。退一步说，不论两千多年来的儒学是真是伪，对儒学教主的崇拜，客观上在民间已经不自觉地退化到了“烧香拜佛”的“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地步，这是否就是这种皇统文化的必然结局和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悲哀呢？

说到中国皇统社会的“大旗”，后人会想到即使在现代还留有浓烈传统印记的文圣孔仲尼与武圣关羽。当代人们对孔子的形象比较了解，他的部分当时合理的学识只在战乱的当世郁郁不得道，其后经历了秦始皇视为仇寇的全国专制性的焚书坑儒。五百年以后的汉武帝时代，像被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的孙猴精一般，小民儒生突然得道升天了。武圣竟然与文圣有着惊人相同的经历！史料记述，关羽在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北宋时期还是史料书《三国志》里的一名普通将领，只在北宋那位后来被金国掳去的末代皇帝徽宗时期，突然被封为了“公”，南宋被封为“王”，元朝被封为“帝”，清朝顺治年被封为了“圣”。中国人文传统观念中的“两圣”，竟然都是后人臆想的产物！中国历史皇统主流文化中古人的胸襟、气度、美德、豪情壮志等等，竟然被两个臆想人物所摄魂！至于你寒栗不寒栗，反正我是寒栗了。

且不论这种学识有多么高明，中国皇朝时代“开国”皇帝的辉煌，留给了后任历代皇帝的自愧不如，形成了封建时代“拜祖”的习俗。也就是说，现世活人连接的是前代“祖坟”里的死人。现世的那些活人成了跪拜着的、屁股朝向着未来后代人的活死人。

康有为的托古大旗，尽管目的是为了改制，具有进步意义，但事实上也成了跨越两千多年的招魂幡。孔圣人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皇统打造的臆念，康圣人只成了他自我感觉良好的臆念。可谓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