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斤老太”的断想

鲁迅之所以能作为一种时代人物矗立，是因为其所塑造的人物，皆为中国传统的典型，“九斤老太”便是之一。其实，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唠语，说透了中国历史传统的“崇古”真谛。开朝皇帝相对比较英明与雄略，接班的皇子皇孙逐渐衰微，每朝如此。皇朝的变更，兼带了官僚的变更，形成了崇古和拜祖的中国传统，形成了怀念昔日“风光”的民风。这种“怀念”，只带有臆想的成分，不能不说，这使文化带有了向后看的悲剧色彩。南唐后主李煜的诗作之所以能作为文化“璀璨”之一流传下来，就是正好迎合了中国传统中的这种“怀念”文化。其实，通俗一点说，历史大诗人、皇家贵胄李煜就是“九斤老太”而已。

二，汉奸渊源

   以利益为基准的“汉奸”说法自有其不确定甚至荒谬的成分。明末吴三桂联满攻破李自成占领的北京城，可谓“汉奸”了。但他后来的“三藩叛乱”，只说明了其“汉奸”下面的利权性，而非“汉奸”两字的字面文章。就汉奸一词的产生，相对于中国历史上汉民族屡遭北方游牧外民族侵扰的事实，其渊源一定悠长。当外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中国的时候，其外族统治者一定对汉民族“汉奸”的简单思维大惑不解；但随着统治基础的稳固和与汉民族的融合，统治者也深悟其内中的奥妙，遂使此表面文章流传下来。皇朝家天下的野蛮性和原始性，助长了这种这种幼稚思维。清末义和团时期，有多少“二毛子”至“十毛子”的无辜民众，死于这种不确切含义的“汉奸”名义下？中国人什么时候可以跳出千年皇朝历史的简单思维？中国人有个文化词汇叫“大帽子”（不知外国有没有），真实不自觉地说出了它的不恰当性。

三，汉文化的“奴仆”

  《庚子使馆被围记》的作者英国人普特南.威尔说：“外族侵入而建国者四次，然居之既久，皆同化于汉族，为中国文明所征服，使主治者成为善良百姓之真奴仆耳。”这“四次”是南北朝的北魏，宋朝的辽、金，元朝和清朝。如何来解读“为中国文明所征服”？外族入主中国，成为了汉民族的统治者和主人。但从文化上来说，他们屈从了中国汉民族文化，成为了汉文化的“奴仆”。这种奴仆，只是抽象意义上的。从“善良百姓”上说，它应该改为“善良文化”，外族统治者用汉族之矛攻汉族之盾，其显现出来的，已并非“善良”了。两者的相攻，在历史的演化中成了相融，外族统治者具有了汉文化中的“善良”成分——就其统治角度上说，只具“善”而不具“良”，而这种“善”的动物性驯化，同时又演化成了对外的文弱和无能的皇朝风格，只成了权力的奴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