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传统社会是一个王者社会，即权势社会。由于权力的获得基于“官权皇授”这种事实，又决定了所获权力的不稳性和运气性。即使在统治体系内部，就每个人而言，人人自认为是一种“弱势人群”，因而把被统治者视为假想敌，实行“强权专于内”的传统统治政策。这种“人人弱势”，其实泄漏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天机，令人为这个政权捏一把汗！

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科举制度，是为这种王者社会服务的。科举制度有明显的三个特点：一，似乎公平而赢得一般士子的肯定；二，王者社会决定了它必然产生“读书做官”的大势。这里，读书是矢，做官是的，知识的无用性就显现出来了；三，一般士子勤读苦学，皇亲国戚、纨绔子弟却无需这种门槛而高官俸禄。清朝的捐官制度是这方面的反映。名士龚自珍的诗“洗尽狂名消尽想，本无一字是吾师”，便深刻揭示了知识无用的社会本质。

即使在当今社会，还有不少人在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唱颂歌，这是中国历史观念无奈的传承，这是历史状态改变微小的真实、不自觉的反映。

科举制度确实有面向全社会的表象，就像现在“美国总统”面向四十岁以上的全美国人一样。但是，王者权势社会决定了这种面向的不可能性。有现代学者斥责洪秀全是因为想做官而又多年考举不中因此造反，这是浮浅学者的一己私见。清朝历史上，真正人才而落魄不中者大有人在。一部《儒林外史》便是普通读书人的苦涩百态。

龚自珍19岁开始科举考试，至第十次38岁才考中同进士；开清朝洋务先风的历史名人魏源15岁开始科考，52岁才中进士；清末栋梁之才左宗棠屡次考举落第，时势给了他因军功而晋升的“运道”；同光朝名士李慈铭自娱自评：“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捐官），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四个“庚”字，叹说了封建官场的晋官制度；闻名于现代的清末大学问家严复，更是屡试不中，仅在末代溥仪朝“恩赐”了进士。

在王者社会中，“公平”只是皇家的诱饵，为“朕”服务才是其实质，它完全偏离了“知识与进步”的历史轨迹，包括人类社会应有的美德，忠孝仁义尊等等，都成了权势者手中的一张张牌而已。

龚自珍时代，西方殖民者还没有武力进入中国，他在《明良论》中就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主张（由此说明，中国一切的改革发展是国内的诉求，殖民侵略只为外因；之前的历史，也有要求进步，但被权势扼杀、书籍销毁而很少流传后世）。他认为，官员的升迁总按资历，从为官至一品，快者三十年，一般须三十五年，这样的老者，还能干什么？整个官场，“奄奄而无生气”，“欲勇往者知勤，玩恋者知惩，中才绝侥幸之心，智勇苏束缚之怨，岂不难矣！至于建大猷，白大事，则宜乎更绝无人矣。”其实，在王者权势社会里，本来就不欲任何人“建大猷”，只欲所有人安居乐业，歌功颂德，自我陶醉而已。这种社会，骗骗自己人还可以，中国几千年就这么过来的。但如何面对即将被打开的世界社会？

面对权势社会，中国有一句历史性的流行语：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就中国历史社会里，“说了也白说”以历史纵向性向后人展示。

时代移至清末戊戌变法期间，改良论者汪大钧与一个甲子前的龚自珍一样“白说”了同一句话（变法失败）。他在文章中撰写：“今之官制，……不论才而论资，冗员之多，升迁之滞，非至垂老，不能大任。古人四十服官，七十致仕，今则翰林进士，回翔词馆，浮沉郎署，贫困颓废，以至二三十年之后，然后内而坊寺，外而道府，得转一阶。更历练一二十年，始举所谓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之重任以相倚畀，及其当此重任，半届古人致仕之年矣。聪明才智，渐即销磨，暮气已深，趋避已熟，自问兴大利除大弊，精力已多不逮。”说明进步的社会应是年轻人的社会。

这些改革者目光所至自在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与权势者的目光南辕北辙：中国历史社会就是一个“尊老孝顺”、知天乐命、不思进取的“和谐”社会。人人进步了，王者怎么办？

时至清末，两广总督谭钟麟“年逾七十，两目昏盲，不能辨字，跪拜皆须人扶植”（《德宗皇帝实录》）。难于想象这种老者恋任着中枢疆臣要职还会对社会有什么作用。他不是早该回家享清福了吗？这种现象不是对皇道儒学提倡的“孝道”和“尊老”的极大讽刺？子曰：五十知天命。究竟要谁“知天命”？

清末社会，是中国体弱多病的时代，也是揭示中国病根最佳的时代。梁启超揭示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权者生于智者，有一分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论资排辈是中国历史不思进取、功劳簿式的权势政治的产物。有学者指出：“这种论资排辈现象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重权势而轻知识的产物。”（《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李喜所著，200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